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以《冕宁县清代档案》吴华诉谢昌达案为例

在《冕宁县清代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吴华与谢昌达因孩童口角而互控在案,在此过程中,文人吴华不依不饶,以各种理由九次控县、三次控府,充分展示了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事实告诉我们,在以"无讼"思想为主宰的传统社会,当事人一旦卷入纠纷进入诉讼,其不但不畏惧打官司,而且为达目的,甚至表现出健讼与缠讼。此外,通过此案也可以看出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强权政治、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当事人自身因素等,正是这些导致健讼、缠讼的出现;同时,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健讼、缠讼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司法中调解手段虽受到推崇,但与古代诉讼形态中"健讼"的一面相矛盾。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的探析,从官方制度上看纵向的"回缩",并将司法案件与权威向上转移;而横向上因为集约化司法体制,以及导致纠纷繁多的外部因素,使得官方乐于刻画健讼形象与推崇调解手段。乡村纠纷解决的途径虽然呈现多元化特点,但横向上民间团体与地方权威受到官方势力的影响,调解的实际效用并不牢靠。总言之,官方矛盾的治理策略,造成乡村社会调解手段的"虚弱"局面。

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及其反思——基于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分析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法律社会史"范式,通常被认为是由瞿同祖在其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开创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当中,出现了不少其作者自我认同属于或者通常被学界同行归类为"法律社会史"研究的作品。但经过对这些作品的梳理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实际上并不是对"瞿同祖范式"的直接复兴,而是主要来自于历史学传统的社会史研究进路在中国古代法律议题上的延伸和展开。就其背后的推动力量而言,这主要受益于晚近二十多年来法律史料利用的便利性大大增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史料利用范围的拓宽。从总体来看,当代学者的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在对社会史实的发掘以及事实性描述方面日益丰富和深入,但也往往在分析框架的推陈出新、理论命题的概括提炼等方面力不从心。若要重构一种兼顾历史真实性和理论启发性的"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我们应当重新理解并认真对待瞿同祖留下的学术遗产。

北宋士人的“好议”之风及其消极影响——以欧阳修为个案的研究

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登上政治舞台,喜好议论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欧阳修是第一批展现这一特征的典型。在政论中,他敢言、极言、能言,将文人、学者的各种优势充分发挥到对政事的议论中。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议论过多、事无巨细都要论争,对于具体政事往往利大于弊。这也是其他类似士人的共同缺陷。欧阳修身历三朝、长期身处重要位置,其主导的诸多政策对于此后北宋政坛的好议之风具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