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与加拿大华裔文学新面向

在加拿大多元社会语境、作家“当地人”文学价值表达需求以及全球化大背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90年代之后的加拿大华裔文学呈现出世界性的批评视野和“去族裔化”的写作趋势。与其他华裔新生代作家在族裔人物框定下探讨多元主题不同,刘绮芬在短篇故事集《新女郎》中直接略去女性人物的族裔标志,借助第一人称模糊叙事导致的不确定性将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个体联合,为社会中更广泛的弱势群体发声。《新女郎》中的“去族裔化”书写呈现对人类生存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思考,并以女性视角彰显文学价值,让作品具有了更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但没有文化根基的过度去族裔化和普世性价值追求会让华裔文学陷入超族裔化和泛中心化的危险,刘绮芬借助副文本和故事中未言明的隐性内容显影族裔之影,试图在追求文学审美与坚守加拿大华裔文学民族特性之间找到平衡。

近五十年法国儿童文学中女孩形象研究

近50年以来,法国儿童文学题材得以不断丰富,其中的女孩形象尤为值得关注,它不仅能映射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能体现思想观念的发展。女孩形象的塑造承载着成人的价值观,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彼此呼应,与各历史时期的女性境遇息息相关。从两性对立造成的“假小子”形象,到多愁善感的传统女孩形象,再到理性看待女性特质的新世纪女孩形象,这些应运而生的文学形象,经由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对各时期女性的自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歌剧《白毛女》首演时间及若干版本问题考辨

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诞生后,在传播与推广的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改,形成了多个版本,造成了版本芜杂的现状。学术界关于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时间、版本修改及“重要版本”的判定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通过版本比较认为,歌剧《白毛女》经历了4次重要的修改,形成了5个重要的版本:1945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延安本”、1946年8月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张家口本”、1947年7月东北书店出版的“东北本”、195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二本”和200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青本”。

我国女童教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女童教育研究为个案透视我国教育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

女童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人权问题,女童教育是我国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难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童教育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展开了多领域和多视野的研究工作。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对1994年至2005年12年间发表在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女童教育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以女童教育为个案,以期了解我国女童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乡间与庙堂之争——从歌剧《白毛女》的文本生产看解放区文艺的一种创作路径

歌剧《白毛女》的文本生产经历了民间奇闻传说—现代革命故事—个人化的小说改写—集体创作的歌剧四个阶段。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原先处于自在自为状态的民间口头叙述是丰富的、多样的、杂草丛生的,在进入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国家文学生产之前,民间文学形态已经经历了一个民众/个人"去除杂草"的过程。正源于这种剔除,民间文化形态才会与官方意志达成默契、交融,进而进入延安文艺"把关人"的视野中,最终将其确立为重点建设的文艺项目进行集体创作,成为了解放区文艺的一种创作方式。

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上海文学中的城市经验与日常生活研究

从《海上花列传》,经由穆时英、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再到《繁花》,上海文学织成一张绵密的互文性网络,描绘出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在上海的生存体验;并借助城市光影声色的时空变化、光影声色里的“花”(女性)形象、城中人的心灵状态,来表现城市历史的“核”和日常生活的“壳”,由此指向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现代都市文明。

20世纪90年代德语文坛的作家群现象

20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成为一门产业而迅速地市场化。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们,为了能够顺利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于是在自己同代人中间寻找归属感和群体意识,以群体的姿态亮相。同时,为了引起批评界和公众的更多关注,有些作家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并配合出版社为市场营销目的而进行的包装和炒作。因此,90年代的德语文学圈,特别是小说圈中,出现了以各种归类法划分出的不同作家群,成为一个独特的现象。

从轶事到小说——论“麻疯女”故事的起源与发展

清代文言小说中 ,“麻疯女”故事以不同的形态被多次记载或敷衍 ,从乾隆间的《秋灯丛话》到光绪初的《夜雨秋灯录》。这个故事的要素有三 :奇特的风俗“过癞”,贞洁的女主人公 ,还有蛇酒对癞病神奇的疗效。本来作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对象 ,最核心的应该是“过癞”,但随着故事的发展 ,“过癞”渐渐退为叙事语境 ,而贞洁的女主人公则成为故事的真正主角 ,在这种转变中 ,轶事性的故事也就上升为文学性的小说。

“样板戏”女性形象的历史反思

在"样板戏"研究中,女权主义性别视角的分析可以揭示女性主体性丧失的历史处境,这一处境往往被革命意识形态幻象所遮蔽。如果深入历史语境去反思"样板戏"性别研究的具体问题,那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从"铁姑娘"形象溯源来看,"样板戏"女性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理想价值的表达。第二,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样板戏"反映了在激进革命年代,女性通过不让须眉的劳动能力提高自身地位的历史事实。第三,从"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来看,"样板戏"塑造的英雄神话再现了革命历史年代无数为了理想而抛家弃子、奉献自我的志士。

电影《春蚕》: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市场的结晶

1930年代初期,日益动荡的国内外局势直接导致了盛行于1920年代旧市民电影的衰败,由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新观众群体的涌现和竞争对手联华影业公司的新电影制作方针,迫使以旧市民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采取与左翼文艺合作的制片路线,以图换取市场生存空间,这就是改编左翼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短篇小说《春蚕》的背景。《春蚕》虽然出现在左翼电影高产之年,但其思想力度和艺术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属于早期左翼电影,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或曰经典左翼电影;影片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图解占据和挤压了原先就很逼仄的艺术叙事空间;小说《春蚕》最大的艺术贡献就是塑造了荷花这个"女二流子"形象,但影片没能将她进一步丰满、开掘。然而,恰恰就是从电影《春蚕》开始,明星影片公司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思想和艺术元素,开拓出一条新市民电影的制作新路线。因此,电影《春蚕》既是解读1933年左翼文学与电影内在关联的范例,又是"明星"公司在"左翼电影年"内制片路线改变后一个可供读解的标本。

袁枚与儿童文学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了很多自然、流丽、极具个性的少儿诗作,表现了他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这些诗作与袁枚独出机抒的"性灵说"的主张吻合。袁枚一生都激赏少作,使得天资聪慧的少儿作品得以留存,为后人研究儿童文学提供了参考。

中国民族歌剧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与传播

"民族歌剧"是中国歌剧的一个重要品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配合宣传工作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延安时期"是民族歌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上演了大量优秀作品,确立了民族歌剧的基本形态,并以《白毛女》的诞生为标志达到我国歌剧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歌剧的传播方面,紧密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了现场演出、媒体评论报道、出版剧本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尽可能地扩大传播面,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这个时期民族歌剧的创作与传播所积累得宝贵经验对今天我国歌剧生产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风流浪子”与“浪漫骑士”的独特抒写——试比较柳永歌妓词与中世纪骑士抒情诗

中国宋代柳永的歌妓词与西欧中世纪法国的骑士抒情诗在两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一是在文学作品中抬高了女性的地位;二是都带有世俗文学的特征。而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对二者进行比较,一方面符合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柳永歌妓词与骑士文抒情诗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

当代文学中的“另类女孩”形象

在当代文学中,敢于不惟传统、以各种方式标新立异、张扬个性的"另类女孩"一下子多了起来,并进而形成热势。而其独特鲜明的文学形象特质的形成,又是与中国民间另类文化传统和西方(欧美)现代文化思潮的双重影响分不开的。

宗教与文学之间:愿文、僧传及志怪中的往生想象

用于"七七斋"仪式祝愿的文书承载着一种对亡灵转生的良好祝愿,显示出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密切联系.它们以文学为表现形式,传达汉传佛教对往生的想象。与之相似,僧传与志怪小说也传达着各自关于往生的想象,修为高深者直升天界,而凡俗之人则需要进入被称为"中阴"的过渡期,等待冥官依据其生前作为判断出罪福,而后再定转生的去向。三种文体表达了对同样的对象的想象,尽管其创作意图并不相同,在客观上却因信仰的传递产生了关联。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美丽的想象 深邃的内涵——从《海的女儿》和《卖火柴的小女孩》看图像时代的女童阅读

《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流传至今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不仅飞扬着诗意的想象,且有深邃的内涵。通过对两部作品特征分析,阐述了图像时代的儿童阅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意义。

古典文学教学的女生德育指向

“高师”女生的道德素质教育 ,关系到未来人才的质量和整个民族的素质 ,迫切需要强化教育的实效性 ,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应改革内容和方法 ,建立大教育观 ,担负起这一神圣使命。

关于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日本文学选读课程教学的尝试——以《舞姬》的鉴赏为例

日本文学选读课程是高等院校日语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但是教师往往面临着课程内容枯燥,难以调动学生兴趣的尴尬局面。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本文以短篇小说《舞姬》的授课内容和模式为实例,探讨在日本文学选读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如何利用好学生的阅读体验,进而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

《白毛女》的革命文艺特点探析

《白毛女》1945年公演的成功拉开了它作为革命文艺传奇经典的序幕。作为20世纪下半叶公演次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革命文艺作品,它是延安时期文艺与政治、革命艺术与传统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成果,是革命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成果,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过程中,《白毛女》敏锐觉察党和人民的意识形态诉求,揭露社会主要矛盾,以文化的力量成为革命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对现实社会产生不间断地持续性影响。从革命文化的视野剖析革命进程中《白毛女》的文艺特点,不仅有利于探析革命文艺与人民、与传统艺术的关系,更有利于探析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