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古典主义思想的跨语际之辨

国内外学者对刘勰古典主义者这一身份标签的界定莫衷一是。为此,将刘勰古典主义者文化身份问题置于海外汉学视域下加以整体观照,通过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对刘勰古典主义思想中的“文用之辨”“古今之辨”和“奇正之辨”深入剖析,辨驳海外汉学视域中有关“刘勰是不彻底的古典主义者”“刘勰的古典主义是一种文学退化历史观”以及“刘勰对待《楚辞》的态度偏离儒家正统文学观”等观点。在中西文论的互通与互识之中,解构刘勰古典主义者的文化身份,为系统识解刘勰古典主义思想的内在机理、促进中西文论的生成性比较与对话提供借鉴。

音乐文本批评——约翰·亚当斯的误读分析

音乐文本批评源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文本批评,是影响和误读理论在音乐领域运用后产生的一种互文性研究方法。细致梳理现代批评理论发展动向,发掘文本批评的历史定位及其在文学与音乐领域中相应的批评范式;以音乐文本批评为方法论,通过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以及凯文·科辛的音乐文本批评路径,阐释美国当代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器乐作品的独特艺术创造力。亚当斯环形链条的写作建立于对历史文本的引用,该写作策略构成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误读。历史文本中的写作要素,又在亚当斯改造简约主义音乐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借助传统手段改造后的简约主义音乐具有明确的运动方向性,并具备承载复杂表情的能力,因此构成亚当斯独特的音乐话语。

从布柳河流域看“鱼梁”的文献误读与实用分类

鱼梁的历史文献丰富。南宋朱熹《诗经集传》解释以笱“承梁之空以取鱼”,混淆了鱼梁和鱼笱各自为器的关系,后世许多文献误将两者视为一体。文章通过古今文献资料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布柳河流域的“鱼梁”现状对比分析,将“鱼梁”分成“打鱼鱼梁”和“等鱼鱼梁”两大类,并详细阐述了两者的制作机理和安装技术。并提出“打鱼鱼梁”设计出的漫水自净和势能打鱼功能,成为当地捕鱼文化的技术结晶,可建议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理论“误读”: 再论太阳社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引介与运用

在1928年中国左翼文坛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率先译介了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以此作为“新兴文学”重要的理论支柱。太阳社关注“藏原理论”,既是缘于新兴文学实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文艺理论诉求,又存在与创造社“理论竞备”的现实契机。而“新写实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及其演变轨迹,实际与太阳、创造二社同茅盾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相伴相生。在茅盾与钱杏邨的对话关系中,正是对于“新写实主义”之无意/有意的误读,部分造成了论争的错位、激化,并实质上影响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路径及走向,“钱杏邨理论”与“藏原理论”之差异亦由此呈现。钱杏邨的理论取舍与得失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早期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实践的普泛性困境。

对网络阅读的理性思考

对目前存在的网络阅读误读现象予以归类,并从正确认知阅读和网络阅读对象的边界、网络阅读不等同于浅阅读、网络阅读也不必然引发阅读危机等三方面,对网络阅读进行深度剖析。最后指出,应在理性看待网络阅读的基础上,正确引导网络阅读。

“文化误读”与武术研究的历史反思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存在的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而对"他者"文化产生的与其文化本质不相符的解读是在所难免的。当今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重振文化的辉煌,改变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十分必要。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受"文化误读"的影响,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结果的历史意义需要我们进行及时的反思,以利于其今后的进一步发展。

严复翻译中的误读

严复翻译中的误读可区分为两类: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它们都是严复翻译话语生成的重要方式。有意识误读即改写,是严复的主要翻译策略之一。无意识误读则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对原作的无意识的曲译,它主要伴随着"格义"和"会通"这两种释义行为而产生。无意识误读客观上使译本迎合了近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需求,增加了译本的魅力,有利于严氏话语系统在近代文化转型中发挥作用。

对勒菲弗尔“改写论”的误读

勒菲弗尔作为翻译操控学派的旗手,其"改写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直接的理论基础。"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广泛认同。国内学者对"改写论"也存在一些误读,把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翻译理论的"改写论"误用为应用翻译理论,把无意识的改写看成有意识的主体行为,并把它夸大为翻译的本质。对这些观念的澄清有助于更好地描述翻译事实,解释翻译现象。

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

本文以美国理论家詹姆逊为例,对近四十年来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的碰撞、变异、转化,从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本文分析了"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背景,分析中国的詹姆逊主义,即围绕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和第三世界寓言这两大主题,建构出的一种顺应中国学术环境和大背景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詹姆逊主义跟詹姆逊的理论本身相差甚远。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理论选择性的误读和错位,导致了对重要问题的理论遮蔽和对话的缺失。

美国学生“识词不识字”现象实验研究

本文采用实验的办法对外国学生"识词不识字"现象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美国学生在"识词不识字"方面比日韩学生更为严重;美国学生"识词不识字"现象大致有四种类型,但主要是把误读源词的尾字读成首字;误读源词难度明显低于误读词等等。最后根据实验结果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误读的跨文化解析

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在全球进行的世界遗产申报与评估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负责世界文化遗产评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存在一些误读。本文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方的申报材料与ICOMOS的评估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造成误读的几个根本原因。并提出,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应考虑到文化差异对申报工作的影响,尽量从"他者"角度来认识自身的文化特征,把申报材料的编撰置于国际文化背景下,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实现跨文化认同,促使更多的遗产申报成功。

西方社区旅游概念:误读与反思

本文对西方社区旅游概念在中国的4种误读进行了梳理,包括社区尺度模糊导致参与范围的变形、社区旅游是产品还是理念、参与的目的是否局限于经济利益、受益方应该主要是社区成员还是地方政府。如果中国学者要在社区旅游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既要排除以上种种误读的负面影响,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社区旅游本身在实施过程、适用范围、评价指标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论文学翻译之“误读”

无论是以作者原意为理解作品意义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还是以作品的文本自身为理解作品意义的根本依据的文本中心论,都要求译者采取力图再现作者意图、复原文本意义为目的的“正读”的阅读方式。然而,现代意义观关于文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丰富性和开放性的研究成果决定译者对原文文本的解读具有片面性、历史性、主观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正读”只能是一种理想,“误读”则是文学翻译之必然,也是再创造之基础。译者对原文文本的创造性理解和阐释,丰富了原文文本的意义,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批评者应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学翻译之“误读”,因为它使文学意义重建和文化重构成为可能。

多音字读音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准确掌握多音异读字是人们规范认读汉字的关键。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中900多个多音异读字的调查与分析可以看出,误读的原因多种多样。针对不同类型的多音字,可以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规范:一部分只需在语文教学中稍做引导,举一反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另一部分则需通过合并读音或整理异形词等方法减少多音异读字的数量或读音;还有一部分可以暂时不管,静观其自然发展。

郭实腊对《红楼梦》的误读——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

本文探讨了郭实腊对《红楼梦》的误读。郭实腊首次真正意义上将《红楼梦》译介到英语世界。但由于自己中国语言文学水平有限,以及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他在译介《红楼梦》过程中误读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红楼梦》中的人物以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

网民政策态度形成机制研究——从“网议宁波”说起

近期,网民对一些公共政策多持否定态度,本文所引用的宁波公务员错时工作政策的案例即是如此。网民认为该政策是对公务员"新的隐形福利",公务员则认为是公众误读政策。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分析网民的网上投票和评论帖,归纳出以网民为代表的公众政策态度形成机制;并采用社会分层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揭示形成这种政策"误读"的深层原因,提出"政策认知定势"和"政策沉淀"概念,以解释特定政策背景下公众对政策的认知模式。

层序地层学发展历程中的三个误判

将不整合面理解为重要的时间屏障和地层界面,从而把不整合面及其可以对比的整合面所限定的地层单位定义为层序,并进一步将造成层序界面重复性的基准面变化归因于海平面变化,这种推测性的大胆解释,在层序地层学概念体系中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演绎性模式的重要基础,概念体系的建立和演变意味着工作方法和术语体系的更新和革命。在沉积地质学的宽广领域中,层序地层学还被誉为一个翻新了地层分析方法学最晚的一次概念革命。由于地层记录及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在层序地层学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明显的三个误判,即:(1)1977年的错误对比;(2)1988年的错误假设;(3)1999年的冗余修正。这三个误判,是前辈科学家们从复杂的地层记录及其形成过程中提取更多规律性的真实写照,从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反映了层序地层学艰难的发展历程;追逐和总结这三个误判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所蕴含的科学意义,将更加有益于层序地层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

基于变异学的理论,追求同源中的变异,将形象学纳入变异学的研究范畴,以解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在此基础上审视形象研究中被遮蔽的变异,从无法实证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身上探讨异国形象变异的原因,同时揭示这种变异是误读的产物,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教学理论的误读与纠偏

教学理论误读是人们在理解和应用教学理论时,有意或无意地曲解、歪曲教学理论的误解现象,主要表现为诠释不足、曲解或误释、主观歪曲、技术化理解等方面。只有切实增强教学理论的科学性、改造教师教学理论观、增进理解与合作、加强教学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才有可能走出教学理论误读的困境。

深度翻译:《孝经》误读的历史性纠正与重构

《孝经》的重译过程,也是对误读的不断纠正及重构的过程。译者的翻译意图及所处时代历史语境导致了对《孝经》中主要哲学概念的误读,遮蔽了《孝经》的哲学思想及哲学价值。罗思文、安乐哲利用深度翻译的方法,采用文本内外共同诠释的深度翻译模式,对《孝经》中的误读现象进行了历史性纠正和重构,还原了《孝经》的哲学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哲学话语应有的世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