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男子的“状貌”书写与官吏仕进

“状貌”指某人的面容面貌及身体外形特征,它是汉代传世和出土文献关于男性描述的常见信息,也是政府档案记载官吏身份的基本信息。汉代某些特殊职官对状貌有一定要求,绝大多数情况下状貌并非官吏选任、迁转的影响因素,更非决定因素。但在非常态下,状貌可以左右个别官吏的仕进。强调功劳的仕进制度、谏议制度、重德轻貌的儒家思想等是汉代防范状貌因素干扰、破坏官吏仕进的重要保障。

《宦门子弟错立身》词语札记四则

《宦门子弟错立身》作为现存早期南戏之一,所用语言口语化,反映了元代语言的特色。该戏文中动词“闪”“捍”、副词“苦苦”、助词“每”或释义具有争议,或前人未曾对其进行释义,对其含义及用法训释考察可进一步明晰文义,也可增补各大语文辞书收词。就该戏文中以上四则词语义项的来源及演变情况进行考察,可丰富对近代汉语词语的研究。

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交游考略

元朝政府虽多次下令禁止民间阴阳相地邪说,但地理风水之术依然流行不辍。出于卜葬、择居等社会需求,元代士人和地理术士之间交游不断,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尚。地理术士亦主动攀附士人,通过求取诗序提高自己的名气,以期赢得社会广泛认可,获得更为丰厚的物质收益和精神回报。科举制的停废促使士子完成了由儒士至业术的身份转换,这一群体的壮大强化了士人与地理术士之间的文化互动。元代士人与地理术士的交游既是一种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文化共鸣,又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动态交互过程。

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官场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强调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官场话语生态位的生物-逻辑环境、社会-逻辑环境、精神-逻辑环境因此成为动态语言研究的必有要素和重要动因。借鉴生态语言学考察当代中国的官场话语,可以构建官场话语生态位的框架体系,以此来解释官场话语接受中的独特话语现象,从而发展领域语研究的新面向,探索话语分析论域中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方法的新路径。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

民间传说中傅山士大夫形象的多维构建

傅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中坚,也是明遗民的代表,得到了官方与民众的双重认可。傅山传说既进入了国家话语的"大传统",也进入了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比较而言,"大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单一而平面化;"小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全面而立体化。文章以民间流布的傅山传说为研究对象,参考典籍文献中相关记载,探寻傅山士大夫形象在民众话语中的多维构建,挖掘此形象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革新与转变。文章提出:弘扬以傅山为代表的士大夫所承载的"以天下为己任"与"明道救世"的责任担当意识,对当代中国梦的践行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文化生态根源

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集中体现: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是官本位思想滋生繁衍的社会生活基础;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尊卑等级关系;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为官本位思想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制度上的保障;官僚阶层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形成了凭借官职等级控制、支配社会资源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导向;科举制度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引导到追求功名利禄上来;中国传统文化对礼治的尊崇为官本位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

论组织的转型:从控制到合作

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启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突出社会合作的主旋律,即实现从社会控制向社会合作的转变。在整个工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组织自身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在社会的变革中,组织将会首先实现从控制导向到合作导向的转变。合作制组织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都在呼唤着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需要从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去发现建构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方案。

对国家公务员考核的评析

以何种方式进行公务员考核 ,将直接影响到考核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现有的考核方式很多 ,比起以前的干部考核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 ,但是为更好地建设公务员制度 。

论士大夫趣味与儒家文道关系说之形成

"趣味"或"趣味结构"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集中表现,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察文艺思想或审美意识可以揭示在各种概念、范畴、观点背后隐含的丰富文化心理意蕴。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的"趣味结构"决定着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与价值取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结构"主要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一是鲜明的、带有某种自恋色彩的自我意识;二是高远到令人难以企及的人格理想;三是被神圣化了的"师"的角色意识;四是"道"的终极价值。"道"是整个士大夫文化的标志性范畴。儒家的"文"与"道"的关系之说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居于核心位置,而此说之形成即是士大夫趣味的必然产物。自东汉以降,士大夫趣味与文人趣味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共同引导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势。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举制功能的呈现,也能促进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理解。

论等级关系以及等级社会中的“官”

农业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但是,这只是就其身份等级关系而言的。其实,农业社会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两大关系所构成的:其一是身份等级关系;其二是土地关系。在身份等级关系中,"为官"就是服役,所服的是一种特殊的"官役";在土地关系中,却包含着逐利动机生成的要求,因而为官也就表现为对一种报酬的获取,这种报酬就是俸禄。中国农业社会由于出现了等级关系与土地关系的分化,所以也形成了一个与身份等级关系不同的官的等级系列;在欧洲历史上,由于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等级关系与土地关系的分化,所以欧洲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前一直是身份等级占主导地位。当然,土地关系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而身份等级关系则是一种政治关系,在所有的等级社会中,土地关系都是被纳入到身份等级关系的控制之下的。

论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北宋晚期士风极坏 ,不仅隐逸与奔竞这两种风气颇为盛行 ,而且形成了好官当中无好人、最高统治集团由昏君加佞幸组成的格局。士大夫阶层堕落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劣根性与软弱性 。

《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

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创作意图及主题判断是有误的,小说并非因庚子事变的刺激为迎合"时人嗜好"满足于"谴责"———"谩骂"而作,而是起因于1903年李伯元及中国社会经历了对晚清"新政"由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旨在揭露"新政"腐败的根源和真相。它集中描写晚清"新政上谕"发布后,中国专制政体与国际化市场相结合,导致官员权力与金钱贪欲的无限制结合,以至权力和人格商业化,使官场腐败像瘟疫一样漫延的种种现象,揭露专制政体是"新政"腐败的总根源和"伪改革"的原因,呼应了唤起人们认清"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的政治启蒙目的。

论黄庭坚词题材的世俗化倾向

北宋的主要词人中,张先、苏轼用词书写士大夫自我的日常生活,代表着宋词士大夫化的走向;而黄庭坚词,除了反应士大夫生活外,还把目光凝聚于普通平民的生活。从题材上看,浓厚的平民化、世俗化,是黄庭坚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黄词题材上的世俗化倾向,是北宋中期、后期词人努力开拓词境的表现之一。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

明万历朝中后期,官员多言"乞休",甚或"杜门"、"挂冠"径去,成为万历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因素主要在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士大夫群体内部过度张力引发的非理性内耗等。"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乞休"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脉动形式,展现了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略论春秋时期鲁国家臣制度

家臣制是古代中国私家贵族管理家政事务的职官制度,缘于各国政制传统的不同,至春秋时期形成了内涵有别的区域类型。鲁国家臣制无论是其职官系统模拟公室的体系性,抑或是家臣选官原则及管理制度,均特点鲜明而自成一系。春秋前中期鲁国家臣制虽对传统贵族政治中世族世官制有所突破,然尚存浓厚的宗法性特点。至春秋晚期私家基于集权目的对鲁国家臣制进行革新,无论是从选官原则抑或是管理模式视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之气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

论纪检监察制度改革与保障检察权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

我国的纪检监察制度历经改革,其功能定位日臻完善。合署办公的纪委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处于领导组织协调的地位,并专门负责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由于纪委监察机关位高权重、调查措施丰富强大、监督范围广泛,因而极易影响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依法独立审查和审判。为此,在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应当进一步明确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关系,以"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指引和规范监察调查,遵循司法规律和特点设定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察官、法官的边界,以充分保障检察权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

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

考察陶侃的生平及陶氏家族兴衰的过程 ,可为了解两晋之际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提供一新的视角。陶侃以武功崛起于两晋之际 ,并一度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陶氏家族的寒门地位并未有根本之改变 ,其作为庶族武装力量的兴起只是一个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