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川端康成笔下女性形象的嬗变

川端康成是擅长刻画女性形象的作家。从战前到战后,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之一是身份和地位不同了。战前主要描写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卑贱者,是她们在生死存亡线上的痛苦挣扎,她们的感受,她们的美;而战后则更多描写的是处于社会中层的中小资产者,是她们在感情生活世界里的矛盾痛苦,她们的感受,她们的美。这种变化是与作家本人经历的改变密切相关的。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小资”和“小资情调”

“小资”和“小资情调”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格调,是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重要现象。“小资”与“小资情调”是洋文化与中国小资产阶级融合后的产物,主要分布于现代化都市的白领和知识分子阶层,以追求个性化的精神自由、超凡脱俗的品味和精致高雅的生活方式为主要表征;同时也表现为对洋文化的喜爱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厌恶,善于营构都市化的浪漫情调等特点。考察“小资情调”的审美文化意义,既要看到其正面价值,也需要清醒认识其负面效应。

小资产阶级:危险的美学与日常情调

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的遭遇,在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尽管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遭受严厉批判,但小资产阶级情调仍然能量较大,时常伺机而出。本文论述了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异同,并指出了两种谱系的分析分别意味了什么。在1990年代之后,"小资"更多地在中产阶级的意义上"复活"。工农大众没有产生自己的美学,因而往往不知不觉地步入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轨道——《隐身衣》和《钢的琴》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

小资产阶级原罪意识的诞生、规训与救赎——论大革命后左翼知识分子自我认知机制的转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话语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左翼文人普遍展开了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与反思。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又直接源于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同时深受中国共产党阶级政策的影响。虽然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受到普遍质疑,其劣根性被广泛强调,但知识分子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路径也存在深刻分歧。对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思考,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机制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重要转型。

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现

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出现了"大众文艺"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论争。肯定大众与民族文学形式的同时,知识分子所崇尚的文学形式充当了论辩话语的"他者",这种文学形式并未获得正面的理论描述。本文试图在文化趣味、阶级与文学形式三者的联结之中再现这种文学形式。由于五四新文学的推动、小资产阶级文化的激进姿态与普遍的启蒙观念,抒情成分的大量涌现构成了这种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型的抒情打破了种种古典限制,构成了文学参与"现代性"的美学方式。然而,抒情能否纳入史诗传统?抒情所具有的心理性质为叙事话语带来了什么?抒情与阶级、大众、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社会学观念之间存在何种落差?现代主义内省小说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理论必须面对的一系列后续问题。

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

报刊媒体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生剂,而具有商业气息的海派文学总是经由报刊进入读书市场的。先锋性的同人海派杂志有助于推动新潮,但如不与“流行”结合便难以为继。海派画报的市民文学化以及海派文学杂志的画报化,是海派报刊兼顾通俗流行与品位的行销策略。与海派文化具有同构性的上海小报,其文学以饮食男女为基本主题,在趋新趋美、实用实利、琐屑媚俗之下,也不动声色地给市民们带来新的观念,一定程度增进着都市的文明。

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

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语境中,"文革"历史在可资写作的同时,亦成为了消费娱乐的文化资源。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革"叙述在书写方式与表达策略上,呈显出鲜明的消费主义话语形态。以"性+革命"作为想象"文革"历史的一种定式,渲染文革时期"性爱奇观";回叙"文革"的青春记忆时,聚焦于重构自由快乐与浪漫纯情的青春镜像,透露出浓郁的怀旧心态;把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予以"消费编码"和"温情化"处理,亦是对当下小资情调的同步归趋。这种受到市场与消费主义规约的"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历史深度反思的缺失,亦放逐了对苦难与创伤的追问。

论何谓小资产阶级及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一项从民国辞书出发所做的考察

"小资产阶级"是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并与"知识阶级"的自我理解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然而相关论述却多含混抵牾之处。考察民国辞书中的相关论述,具体厘清"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及所指,从而探究其与知识阶级的具体关系,辨析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话语的复杂多歧性。

论小资情调在十七年小说中的隐失过程

小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曾大量出现,由于政治的规训,逐渐滑向文学叙事的边缘,作为不健康思想倾向的小资情调也被不断批判。小资情调始终作为异质的力量参与着十七年小说的审美建构,并在文学的政治修辞中不断洁化。在《我们夫妇之间》《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文学文本的叙述中则清晰地呈现了小资情调不断弱化和隐失的变化轨迹。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小资”村上与中国大众文化语境

中国大陆的"村上春树热"与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小资"紧紧联系在一起。本文力图追溯新世纪以来10年间媒介文化语境中"小资"村上生成的过程,进而反思"小资"村上与中国大众文化独特诉求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引发的"小资"村上对村上文学的误读。"小资"村上与其说是来自于村上文学的本质特征,莫不如说遵循的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内部逻辑,源自中国文化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

现代中国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问题场"。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中产阶级话语的政治定位与思想引导

中产焦虑已经构成当前大众话语中一个显著的存在,它表明,以小资产阶级精神为其实质的中产阶级话语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层次向社会生活扩展,它围绕着纵向阶层流动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影响远远超过该群体本身,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从政治上看,中产阶级话语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它属于人民话语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工农群众的话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对话者和内容来源。针对中产阶级话语的思想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消费认同语境下品牌建构“小资身份”之批评

在消费主义狂潮席卷下，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赖劳动创造价值来建构身份，而主要通过消费商品所蕴涵的符号价值获取身份认同。小资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区隔的结果，品牌消费成为其用以界定身份的通行证。文章深入剖析了品牌与小资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刻阐释了通过品牌消费建构小资身份的负面效应。

《星火》杂志和“第三种人集团”的构想与现实

《星火》杂志是"第三种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份文学刊物。通过对《星火》杂志创办历史背景、办刊主旨、人员构成以及文学活动等的历史考察,笔者发现"第三种人"在"文艺自由"论争前后身份认同的转变,主导"第三种人集团"对左翼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诸多不满与批评的背后正是其"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逻辑,而以《星火》杂志为核心的文艺实践的失败恰如日本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所言,这和近代以来中国"中间派"的薄弱、思想的脆弱有关。

解读“媚雅广告”

媚雅广告唯美叙事的背后是时尚的煽动与欲望的张扬；媚雅广告在对生活情景作审美化处理的叙事过程中，试图构建起超越商品价值规律的符号价值。在充斥着广告符号的世界里，媚雅广告间接地重新建构了人生意义话语和社会价值取向。媚雅广告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

“人”的内涵在新中国六十年文学中的演变

第一次文代会对"人民"范畴的阐释留下了两可的空间;随之,文艺界对部分作品"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批判,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确定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后,"塑造新的英雄典型"、"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的文艺政策,将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人"紧缩到了极小的范围。改革开放后,"人民"范畴的内涵又回到了建国时期的历史起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各种范式的文学赋予了"人"以人性的人、文化的人、现实的人、平凡的人和挣扎在生命线上的人等不同的意义与符码。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探析

对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一般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事实上,小资产阶级不同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旧中国知识分子更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自身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表现在对待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实践过程来看,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应当是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