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奠立

抗战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在新的形势下,采取了灵活而策略的应时之应对方式,在与民族文学观的交错并行和多元并存的理论状况中,不断发展,奠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剖析该理论的演进历程、建设状况、理论构成、逻辑构架、概念内涵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遮蔽与敞开:重述“两个口号”之争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重要口号,以呼应瓦窑堡会议上中共要求建立国防政府的政策主张。之后,鲁迅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意在弥补"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部分缺憾。自此之后,他们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围绕着"两个口号"展开了激烈论争,双方都从各自的认识立场出发,详细阐述了自己口号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实际上,作为左翼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他们是在争夺革命文化阐释的领导权。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艺术规律——重读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鲁迅参与这一论争的重要文章之一。作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命,关于文学反映生活、服务革命的普遍规律等的论述,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见解,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华东延安”的时代号角——沂蒙抗战歌谣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在素有"华东延安"之誉的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诞生了抗战歌谣并在全国广为流传,它不仅具有深厚的政治、历史底蕴,而且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内涵,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沂蒙人民空前自觉的民族精神与抗战歌手敏锐执著的进取意识共同催孕的结果。抗战主题的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与沂蒙古代歌谣优良传统相结合,并赋予它新的艺术形式,使沂蒙抗战歌谣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和艺术魅力,值得深入研究与理解。

两个口号·三份宣言·四条汉子——鲁迅临终前的“愤懑”

1935年秋至1936年秋上海左翼文艺界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是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发生的论争,影响至为深远。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因而有必要对这次论争中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如实介绍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客观全面地作出分析和评价。

知识普及与救亡图存:试论1931-1937年间的抗战通俗读物出版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华程度加剧,中国社会进入局部抗战的"非常时期"。民间书业、抗日救亡团体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出版力量持续出版了大量宣扬国难国耻、传播国防常识与抗日救亡知识的通俗读物,通过常识普及唤起大众的民族情感,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抗战文化动员储备了必要的知识资源,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