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

用工场景中产生的劳动者人脸识别信息等生物信息具备隐私权客体属性,属于隐私权的保护对象。伴随人脸识别技术等生物技术完成从身份识别到识别分析的技术跨越,加之人脸识别技术规制的立法缺陷与劳动规范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缺失,劳动者隐私权保护面临困境。核心原因是人脸识别技术加剧用人单位管理权与劳动者隐私权的冲突,调和此矛盾可以基于合理隐私期待论与场景导向理念的动态因素论,对现实矛盾提出法律原则与理论适用。

对隐私权概念的思考:以解析私密信息为中心

私密信息是联结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中介。在司法实践中,私密信息的界定存在模糊性。基于私密信息与隐私、个人信息的关联,以解释论为视角,得出私密信息具有可识别性、私密性。但私密信息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使其在面对保护还是合理利用的问题上存在困境。以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为原则,以场景理论为补充对私密信息进行层次化区分,将敏感私密信息归于隐私权的范畴,非敏感私密信息归于个人信息范畴,对上述问题予以解决。

合理成功预期对创造性判断的影响

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多次通过合理预期来判断是否具有改进动机以作为判决的裁判要旨。BSH家用电器案、蔡艺斌案中,法官均认为当合理预期引入到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技术问题或满足达到的效果,则技术人员有动机去对现有技术进行这样的改进。文章通过分析一个二审案例得出创造性判断实践中存在未应用合理成功预期的问题,并进一步对合理成功预期标准不一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同时,通过横向比较、借鉴美国、欧洲合理成功预期的法律规定和实践,提出客观合理成功预期的方法,并尝试对进一步完善《专利审查指南》提出建议。

合同法与有过失规则的目的解释——以“过错”认定为中心

合同法与有过失规则中过错的认定仰赖于对规则的目的解释。从合同法对当事人的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固有利益的保护来看,与有过失规则有三项规范目的:敦促当事人通力合作以助履行;指引当事人在合理信赖的基础上行事;保护当事人对相对方自我保护固有利益的信赖。在规范目的指引下,与有过失规则中的过错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未能履行履约相关的协助义务、未能在合理信赖的基础上行事、未能尽合理注意照顾自己的固有利益。在特定保护政策排斥与有过失规则的规范目的时,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应进行目的论限缩。在法律技术上体现为过错的否定,主要有两类情形,即受损方欠缺保护自身的能力、违约方相对于受损方更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在前者中,可以适当降低合理注意的标准,否定过错的成立;在后者中,考虑受损方有时依赖于相对方的知识经验,受损方与有过失成立应以相对方已尽相应的告知义务为前提。

数字市场反垄断适用较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测试

数字市场的不断发展引发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行为,而这些模式和行为也使数字市场竞争不断呈现动态性与效果的复杂性。所谓动态,即是市场上的经营者不断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调整自身的经营行为;所谓效果的复杂性,则表现出难以判断这些经营行为与模式变化所产生的竞争损害和经济收益。因此,我国反垄断执法和司法机关在运用合理原则对这些新型商业行为进行评价时,往往难以判断其产生的竞争损害大小与违法性。然而,孕育于美国反垄断司法过程中的“较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测试”,尽管其在“美国运通案”之前尚未被美国最高法院所采用,却可以作为“合理原则”中精简复杂经济效益分析的关键一环,从而在数字市场反垄断案件中得以适用。美国的判例法实践为其设立了适用标准和程序,这使“较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测试”的适用较为平滑,因而也获得了反垄断学界的支持。正是由于其能够精简“合理原则”下竞争损益的衡量,因此,“较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测试”能够达到数字市场反垄断的双重目标,即在维护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确保商业行为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并且其与动态的、复杂的数字市场竞争高度契合,因而能够有效纠正我国现阶段对于“合理原则”适用的模糊性和随意性,提高数字市场反垄断实施的精度和效率。不过,反垄断执法和司法机关同样需要审慎适用这一测试方案,如果在构思可供比较的替代措施时出错,则会使反垄断司法和执法产生“假阳性”错误,扼杀良性的商业行为。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该测试体现着合理原则所蕴含的比例性品格;在法律规则层面,该测试可以通过体系解释的方式在涉及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竞争效果分析的法律条文中阐明。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上,需要使该测试与数字市场的“双边或多边特性”“多元化的经济效益”“创新和动态性”等特征紧密结合,在判断涉案行为效果时将该测试置于这些特征之下适用。不过,由于该测试本身的缺陷及其在附属限制原则与一般“合理原则”中具有含义差别,因而需要明晰其具体适用的层次及限度。

法律学说在我国司法裁判说理中的运用及限度

在我国司法裁判中,法律学说既代表一种知识性权威,也代表一种身份性权威,主要表现为学者观点、法学理论以及实务观点三种类型。在功能主义视角下,法律学说指学者或实务者对法律问题的理论观点、实务处理见解。经验观察表明,法律学说具体发挥着事实认定说理、法律适用说理以及对当事人诉求进行回应的功能。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内,法律学说只能作为裁判理由而不是裁判依据,法官援引法律学说需要遵循必要的限度,完成对学说运用的必要性审查、内容审查以及个案论证的融贯性审查。

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法教义学阐释

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厘清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在法律适用中内容属性、请求主体及效力顺位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内容属性方面,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是指购买商品房用于居住的消费者所享有的类似所有权人的地位,其权利结构呈复合型,即优先权、购房款债权和生存权的结合;在本质上是法定担保物权,并非是能够优先受偿的债权。在请求主体方面,其仅限于具有生存权益的商品房消费者享有,以房抵债受让人不在其中。在效力顺位方面,其效力不仅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亦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如此设置,不仅符合法律逻辑,也符合实践需要。

期望教育的心理学理据

期望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点。教育是期望引导的传递期望的活动。要使学生从教育中受益 ,关键在于使每个教师对每个学生抱有期望 ,使每个学生对自己的发展与提高满怀期望。要使每个教师和学生认识到 ,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 ,有价值的 ,有发展潜力的 ,充满希望的。只有这样 ,才能使学生真正活动起来 ,满怀信心地去实现自己的期望和理想。

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

当前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在于,将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规范责任论本身。罪责概念并没有固定的连续意义,随着刑法任务观的调整,它经历了重要的意义裂变。罪责的客观化与社会化意味着责任基础的改变,最终引起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的命运不仅折射出罪责领域所经历的变革,也折射出刑法的整个基本运作框架发生重大转型的事实。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

目前,在公共空间实施摄像监视已日益普遍。如何看待公共空间中摄像头"注视"之下的个人隐私权并予以相应保护,我国现有的立法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司法上亦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事实上,个人身处公共空间,亦有其隐私利益存在。因为隐私并不仅仅是他人头脑中关于人们自身信息的某种缺失,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于自身信息的控制。摄像头长时间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注视,不同于路人偶然无意识的一瞥,它将使人们因此而丧失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从而导致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某些隐私利益的丧失。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立法上和司法上规范公共摄像监视行为,捍卫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必要的隐私利益,维护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个性正义。

幼儿园确立幼儿学习与发展“合理期望”的基本方法

确立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合理期望",是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克服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基本途径与策略。幼儿园应当利用专门的工具,综合运用观察、访谈、测量、作品分析等方法,从学习的内容和水平两个角度,按照评价现状、预测未来、提出期望、确定期望等四个步骤,确立本园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合理期望。

查新期望差距及其控制

查新期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要是信息供需双方的认识不同、制度准则缺陷及查新人员业务水平不足等原因造成的。要弥合查新期望差距,需要查新管理机构、查新理论与实务者和社会媒体等的共同努力。

论“全面主义”道德教育学派——兼议对我国学校德育创新的启示

"全面主义"又称"形式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重要学派,主要有指令式的道德观、情绪主义的道德观、存在主义道德观和行为准则道德观。"全面主义"重视对道德教育基本概念的分析,主张以形式而非内容特征界定道德和道德判断,强调学生对道德推理过程的理解和道德推理的技能技巧的培养,反对单纯灌输道德内容,认为对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价值的探寻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坚持道德教育的中立立场。

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

当代刑法对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强调,使得罪责概念的内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对行为人的控制能力的强调,以选择自由为基础的传统规范责任论被废弃。期待可能性被从责任论中剥离出来,其重要性也日益呈下降的趋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当代所遭遇的命运,折射出刑法任务观的重新定位对刑法体系中具体制度与理论的重大影响。

司法裁判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研究——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法律学说是连接立法与实践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桥梁,也是推动司法与社会互动的知识引擎和理论动力。学者的学术观点是法律学说的直接体现。在我国,存在司法判决引证法学学者观点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268份样本裁判文书中,有60位法学学者的观点被引证307次。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发挥着解释法律、论证说理及补充法律漏洞等作用,从而增强法官对法律事实性质或裁判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从应然层面来看,法律学说要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能的参考答案,为司法裁判提供有效的法律方法以及通过司法裁判总结科学的司法规律。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表明,虽然司法判决可以成为法律学说的“试验田”,但是从主题任务和实践立场两分的角度看,法学与司法的适当分离是法治持续进步的阶梯。

社交媒体中劳动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基于欧盟与我国司法实践的比较研究

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个人信息正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流动、更替和传播,曾经界限较为分明的私人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产生了重叠,给劳动者的隐私保护带来挑战。雇主基于提高生产效率等需要,因此获取、管理甚至监控劳动者社交媒体信息,并以此解雇劳动者的合法性问题随之凸显。有必要在比较分析欧盟与我国司法案例的基础上,对社交媒体中劳动者隐私权的范围进行界定。欧盟劳动者隐私权合理期待理论与比例原则在判例中的运用,对我国劳动者隐私权的充分保护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实证研究:教育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和期望确认模型(ECM),探讨以情感因素为核心作用的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影响机制,选取与情感因素有关的变量构建了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的研究模型。依据所搜集到的292名公务员问卷,采用AMOS分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和假设验证。结果显示:公务员廉政教育的参与意愿受教育信念、教育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三个变量的共同影响;教育满意度受感知有用性和教育信念的双重影响,其中感知有用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教育满意度在教育信念与参与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

“情理精神”视阈下的中国文化——从中国伦理的“情”与“理”角度分析

血缘关系,是氏族组织的最大财富,是连接原始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中国文化沿袭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将其改造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情理精神"宗法制,即中国文化的"情理精神"。中国文化用"情"凝合大家,再用"理"建构社会秩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情理"文化。

教育行动研究——理想的方法论变革与应然的合理性期盼

因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教育研究有热衷引用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倾向,在寻求教育现象绝对共性和规律性的同时,教育研究忽视了教育的当下生存状态,致使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产生距离。教育行动研究以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为解决理论与实践的隔阂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契机。但是,对于教育行动研究而言,是否能够填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命题,对此应采取合理的价值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