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对真善美精神追求的“源脉”“谱系”及其对数学教育的启示

数学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是全面、精粹与彻底的,深刻体现了数学精神的本质要义,是数学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辨析数学求真、益善、唯美精神的源脉,提出两个观点:数学探求真理的态度与方式是数学求真精神之源,数学求真精神是数学益善与唯美精神的根基.数学求真、益善、唯美精神在相互促进中各自形成演化脉络.求实、求理、求广与求新是数学求真精神演化的主要脉络;益知、益事、益国与益人是数学益善精神演化的主要脉络;唯简、唯序、唯统与唯和是数学唯美精神演化的主要脉络.它们共同形成了数学追求真善美精神谱系的结构要素,依演化脉络对这些要素及其内涵进行简要阐释和分析,得到对数学教育的意义、宗旨等问题的影响与启示:富有追求真善美精神内涵的数学教育在培育和谐发展的时代新人方面有更深刻的意义;“以数学的精神和思想育人,旨在涵育精神与思维素养”是数学教育的远大宗旨;数学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谱系为涵育数学精神素养的教学提供了具体路径与方法.

不懈推进充分全面发挥人的潜能的教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是教育本质的纯正充实度。本质纯正充实度低的教育是低质量教育,本质基本纯正充实的教育是有质量教育,本质纯正充实度高的教育是高质量教育。没有教育本质规定性的事物就不是教育。教育本质的纯正充实度是指教育以教学育人为天职充分全面和自由发挥人的潜能、展示人的本质的程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充分全面发挥人的潜能。提高教育质量就是要优化教育质量与数量的关系,提高教育本质纯正充实度的量,实事求是、持续不懈地提升教育本质纯正度的高度,实事求是、持续不懈地提升教育本质的纯正充实度的普及度。

术语英译中学者型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关系研究——以《淮南子》两译本中古代天文术语英译为例

2010年《淮南子》两部英译本问世,分别来自美国学者约翰·马绛团队和中国学者翟江月、牟爱鹏。基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本研究对马译本和翟译本中230个天文术语英译的译者行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翻译内两译本均呈现“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的译者行为倾向,仅马译本有“译外超务实”倾向;学者型译者身份下“学者”和“译者”角色对两译本译者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马译本充分保留“学者”特色,翟译本恪守“译者”本分。本研究考察了相同译者身份下译者行为的异同,进一步揭示了译者角色在翻译内外对译者行为的不同影响。

秦腔英译剧本中译者行为的“求真”与“务实”性研究

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指导,以其理论核心“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为理论工具,探讨秦腔英译剧本中译者行为的“求真”与“务实”性。研究发现,现有秦腔英译剧本无论是在微观词汇层面,还是在唱段语篇整体上,都体现出译者不同程度的“求真”与“务实”倾向。现有秦腔英译剧本虽有误译且未达到最好的“求真”与“务实”平衡,但从整体上看英译剧本译文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译者求内容,风格以及意义之真,务社会、传播、读者以及市场之实。这种“求真”和“务实”性的平衡与整合,能为秦腔艺术在国际传播中的翻译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促进秦腔戏曲文化“走出去”。

新文科建设与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以人类学/民族学为中心的讨论

学科分化与细化提升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效率,但也出现学科边界固化和僵化、师生的视野窄化和知识结构碎片化、学术资源的高效配置受限和知识生产的创新性突破不够等问题。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信度、效度,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有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三种模式。作为以经验研究为基本知识生产模式的学科,人类学新文科建设必须围绕提升信息收集能力、文化理解能力、理论概化能力进行设计。当务之急是在社会科学中推广“从实求知”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推动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情理冲突、政治隐衷与求真之叙事策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内涵新论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是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历来备受选家赞美,被认为是方苞“义法”“雅洁”等创作理论的精彩实践。左光斗是晚明著名抗阉斗士,在方苞此文之前已有人分别为其作传。方苞此文与前人所作的细微差异,恰恰表明此文突破了方苞之散文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矛盾实是情、理之冲突,是方苞所信仰之程朱理学天然的内在矛盾。此文与戴名世《左忠毅公传》互动互补,写左、史师徒二人之事迹,实包含共同的追念前朝之政治隐衷。此文采用独特的史书“逸事”文体,表明方苞有意区别于已有传记;开篇短句与结尾一段前后呼应,交代“逸事”资料来源可靠,增加此文所述事情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既往以为篇首短句“先君子尝言”只是领起所述雪日披衣一事,此说实为误解,方苞其他“逸事”之文足为旁证。按照钱锺书所论,此出处之说亦可能出于虚构。

实事求是与真理探索的辩证统一

对真理的把握践行,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识。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发现和坚持真理的前提,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认识方法,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方法、理论体系,进而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和实践。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历史。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是实践的过程、认知的过程、探索真理的过程。唯有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本质、揭示发展规律,才能真正探寻客观真理。中国共产党将实事求是与真理探索辩证统一于伟大实践,走过了百余年光辉历程。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实事求是精神。

王充通经致用思想新探

以往学术界多以“疾虚妄”或“实事疾妄”“疾虚妄、归实诚”来概括王充思想的特点,并对其敢于批判经典或前人旧说中谬误的精神大加赞赏,而相对忽略了王充思想学说中通经致用的基调。事实上,通经致用堪称王充思想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吴越实学和中原儒学在王充身上的交会。王充以儒学的价值理性来统摄吴越实学,又以实学的求实精神来检验中原儒学,追求儒学和实学的统一。而通经致用、实事疾妄的背后则是王充经世济民的苦心。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伤寒论》罗希文英译本的译者行为研究

中医典籍蕴含着丰富的中医药知识与中医药文化,《伤寒论》是中医典籍的代表作之一,其英译工作对中国传统医学“走出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剖析《伤寒论》罗希文英译本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中的阶段性差异,进而揭示其英译行为的规律特征。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对传统知行观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优秀的认识论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在继承中国优秀的知行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给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内涵。其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体现了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知行观,在重视“德性之知”的同时,更加注重“见闻之知”,其重点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且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践行中华优秀道德的同时,更加注重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视角的考察

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客观基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理论展开批判,继而开创了“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理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世界观理论的精髓,结合党情、民情、国情、世情的历时态及共时态嬗变,梯次围绕“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解决了诸多发展中的问题。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诸多具有新时代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上坚持理论思维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契合、坚持社会发展的改革意识与忧患意识相契合、坚持价值追求的人民性与人类性相契合,是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的实践进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反对本本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不顾中国的实际状况对中国革命所做的“瞎指挥”以及红军中存在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反对本本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观点,初步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这一著作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方面的雏形。《反对本本主义》对于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定不移践行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扬独立自主民族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论张爱玲小说的求真意识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她以独到的视角观照俗世中庸常男女的痛苦与惶惑,凝视人性黑暗的深渊。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创作,“真”与“假”是她体悟和表现社会人生的重要方式,她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对人生虚假性的淋漓揭示,更在于在虚假人生中对“真”的执着追寻,以其真性情与真文字,道出了人生的真况味。作为一种生命理解的方式,求“真”植根于张爱玲的意识深处,也是其小说一再书写的主题。以“求真意识”这一视角对张爱玲小说的主题及人物形象做出重新解读和具体论述,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同时给予世人关于人生真相的思考。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调整时期的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论述调查研究问题,是在1961-1962年公社体制调整时期。他通过委派调查组、专列谈话、转发各级干部报告等方式,敦促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要“摸清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谨慎试点”,以求全面深入地了解农村真实状况。经过缩小社队规模、取消公共食堂、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等步骤,最终确立了在中国存续二十多年的小公社体制,稳定了乡村社会秩序。这也成为中共党史中“调研开路”的工作典范。

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弘扬实事求是传统,持续做好“两个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形成发展历程中,可以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两个结合”科学论断中探索其生成逻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淬炼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中华文化的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与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贯通融合、双向互动和共同发展的凝练总结。“两个结合”本然蕴含了实事求是思想精髓,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逻辑的拓展。新时代继续弘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遵循“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既焕发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与生机,亦彰显中国自信和中国风范。

晚清三家《诗》编撰与传播的三重范式——以魏源等湖湘学者为中心

晚清学术思想形成“主变”的发展趋势,三家《诗》学在复古中求新求变,用革新的思维和求真的视野复兴汉代今古文经学:魏源复兴今文《诗》学,恢复先秦孔子的“诗教”,用儒家文化教化众生;皮锡瑞融贯今文学与考据学,力图恢复汉代“诗政”传统,阐释《诗经》的政治影响;王先谦则立足三家《诗》文本,回归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用辑佚、考据、训诂、辨伪等方法研治三家《诗》,求其文本之“真”。从魏源、皮锡瑞到王先谦,三家《诗》研究形成强大的学术声势,冲击了《毛诗》的主体地位,极大震撼了古文经学者,引起古文经学家对今文三家《诗》研究的反思与批判。

司马彪悲愤心态与《庄子注》创作考论

司马彪是西晋史学家,本为宗室长子,有德有才,希望继承爵位却被逐出家庭,胸怀理想却一直得不到重用,坚守正义却身陷囹圄,其一生充满了悲愤。在此心境之下,司马彪希望借助《庄子》求得人生的解脱,所以对充满玄虚之言的《庄子》进行了整理注释。司马彪的《庄子注》以精于训诂著称,但《庄子》中许多话语常激起司马彪的共鸣,所以他时常借助注文表达自己的悲愤,如对不重名节玄学名士的讽刺,对统治者依托名教为奸恶的不满,对改变虚伪世风的真道的呼唤。

毛泽东精神的三维解读

就毛泽东精神的科学内涵界定而言,它是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品质与形象的革命价值观念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是蕴含于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传统中的灵魂与标志,是贯穿于党的创新理论与思想成果中的精神气质。对于毛泽东精神而言,注重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认识基础,信念坚定、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方法运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至上精神是价值坐标,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实践品格。其当代价值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范畴,而且也为世界人民追求进步提供了革命动力。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观的理论出场、呈现图景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观始终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时不容改变的基础原则。对实事求是观的认识与把握,需要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近代中国的实践探索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三方面探寻出场渊源,并跟随其叙事语境的不断变化呈现不同历史时期实事求是观的理论图景,从而不断彰显实事求是观的底色、本色与特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指导。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边城》乡土语言英译对比

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载体,乡土语言英译对中国乡土文学对外传播意义重大。文章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以杨宪益、戴乃迭《边城》合译本和金介甫译本为语料,对两译文中的方言、惯用语和俗语等乡土语言英译进行定性对比研究,并借助“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译者行为的“求真度”和“务实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杨宪益和戴乃迭在“求真”的基础上更“务实”,金介甫则力求“求真为本,兼顾务实”。基于此,结合不同译者行为差异分析了译者身份和译者翻译观对译文的综合影响,以期为中国乡土文学外译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