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电针联合补肾祛瘀方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疗效观察及对血清CA125和CA19-9的影响

目的观察电针联合补肾祛瘀方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血清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和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水平的影响。方法将88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联合组,每组44例。对照组予口服补肾祛瘀方治疗,联合组予电针联合口服补肾祛瘀方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患者血清促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孕激素(progesterone,P)、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血管生成素受体-2(angiopoietin receptor-2,Tie-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细胞间黏附相关因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视黄醇结合蛋白4(retinol-binding protein 4,RBP4)、肝激酶-1(fetal liver kinase-1,Flk-1)、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前列腺素F2α(prostaglandin F2α,PGF2α)、CA125、CA19-9、催产素(oxytocin,OT)及活化调节因子(regulated on activation normal T cell expressed and secreted,RANTES)水平的变化,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异位病灶面积、中医证候积分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生存质量量表(endometriosis health profile-5,EHP-5)评分的变化,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联合组血清LH、P、FSH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血清RBP4、ICAM-1和RANTES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血清PGF2α、COX-2和OT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血清VEGF、Tie-2和Flk-1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血清CA125和CA19-9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联合组异位病灶面积、中医证候积分和EHP-5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电针联合补肾祛瘀方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可调节患者内分泌水平,抑制机体炎症,改善疼痛指标,抑制血管生成,降低患者血清CA125和CA19-9水平,提高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

《世说新语笺注》校点注释商兑

《世说新语笺注》是一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典范佳作,充分展现了近年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研究的成果与突破。但该书在某些词句的校点和注释方面尚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故文章选取该书校勘、句读及注释可商补者14条进行论述,以补充现有研究之微瑕。

《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藻的审美内涵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和魏晋士人的生命情态、审美体验。魏晋人物品藻植根于人的“本真”及“内涵”,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亲相融、品题会通;人与人的平等交流与彼此欣赏,以及个体的自我超越,展现出一种和谐共生、彼此辉映的人文关怀,这与现代人强调的生态审美理念相似、相通。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及自我超越等维度,探究人物品藻的审美意蕴。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书写“秋士”的深层意蕴

郁达夫《故都的秋》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名篇,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鲜见对欧阳修、苏轼两名“秋士”的细致解读。文章从“互文性”入手,与“群性”和“他性”比较,探寻郁达夫在文中书写两名“秋士”的深层意蕴,以及他与两位古人在人生处境、个人心境、创作特点、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由于种种人生遭际,郁达夫在“心理暮年”时像两名“秋士”一样转换心态,追求闲淡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成就了这篇优秀之作。

“竞孝”与“实孝”:魏晋小说的孝行实践

继汉朝“以孝治天下”,两晋时期也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孝文化,不断宣扬践行孝道。在清谈品议风俗的助推下,具有目的性、戏剧性和流程化的“竞孝”风气产生。而“实孝”作为遵循内心自然情感而为的孝行与“竞孝”相对而出,其中阮籍、王戎等人以“实孝”行为反抗“竞孝”的虚伪,抨击彼时的品评风气与礼教束缚。“竞孝”和“实孝”展露了魏晋时期将孝畸形化、工具化,将人性情感扭曲化的状态,以及产生的伪孝、愚孝等不良风气,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可敬爱的朋友”——胡适与单不庵往来手札23通考释

通过整理单不庵与胡适往来论学的23通手札,探讨二人因书结缘、共相校雠、讨论韵脚以及临终托付等往来交游事项,考证胡适与单不庵深厚的学术情谊:二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单不庵被胡适称为“最可敬爱的朋友”。通过这些手札亦可看出二人认真严谨、谦虚求教的学术风格。

英译本《论语》关于“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

目前《论语》关于“兴于诗”章仍存在诠释的争议,古今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注解,同时该研究缺乏对海外英译本的关注。至于此章的分析,无论英译本《论语》亦或是古代注疏都缺乏整体观的视野,局限于方法义角度,缺乏境界义的视角。借助理雅各、韦利、庞德、安乐哲的代表性《论语》译本去分析“兴于诗”章,突显该章的矛盾,利于对该章在境界义和方法义上的诠释及翻译,丰富和准确其意义及转译。

论《世说新语》人物风度的“雅”意蕴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其时代风度中的“雅”意蕴。人物在言行举止和渊博的儒学知识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儒雅之风,在忠正刚直的性格和清新绝俗的玄谈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清雅之风,在重大关头的镇静自若和淡然处之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闲雅之风。儒雅、清雅和闲雅的性格气质形成的鲜明突出的“雅”意蕴,成为魏晋时代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别、特征和形成机制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共有3类9种,总体呈现出多样性、优势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关联标记模式使用频率上,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居端依赖式;关联标记数量上,单标>双项双标>单项双标;关联表达式使用频率上,“A,co-B”>“A,B(co)B”>“A(co_(1))A,B(co_(2))B”>“co_(1)-A,co_(2)-B”=“A(co_(1))A,co_(2)-B”>“A(co)A,B”>“co-A,B”>“A,co_(1)co_(2)-B”=“co_(1)-A,B(co_(2))B”,其中前后配套式包含4种不同的关联表达式,涉及18种具体的关联标记,形式最为丰富。《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点的形成是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从中观学看《前赤壁赋》中的苏轼哲学思想

《前赤壁赋》中既流转着庄子哲学逍遥任纵,也蕴含着儒家思想,更有佛学旨趣显现。作为赋文核心也是转捩点的“水月譬喻”则渗透着大乘佛学义理,揭示出苏轼对中观般若的内化与运用;其背后思想符应着僧肇的“物不迁论”,在即动而求静的中观思维观照下,苏轼通二为一以“不变”超脱“无常”;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他以中道空观的哲学思维调和儒、道两家,展现出“吾生如寄”的审美人生态度与旷达豁然的生命哲学。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读睡虎地书信木牍札记三则

本文是有关睡虎地书信木牍字词释读的三则短札。第一则认为“寄气(乞)就书”应理解为“寄给就的书信”,“寄乞”与“寄遗”“乞匃”相类。第二则指出“自以布此”是“自以布为襌裙、襦于此”的省略。第三则指出“直佐”与“直符”“直候”“直更”结构相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晏子春秋》“直使”、《战国策》“直送”的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