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宋文鉴》“说书”与苏轼《南省说书十道》辨

《宋文鉴》反映了北宋一朝的诗文概貌,其中设有“说书”类,收录了苏轼《南省说书十道》中的《问小雅周之衰》《问君子能补过》《问大夫无遂事》三篇文章,并将此与当时流行的经筵相联系。从文体学角度来看,说书是从唐到宋诞生的新文体,明代《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也都专列“说书”文类,皆是收录苏轼的文章。事实上,苏轼的《南省说书十道》是经义,而非说书,后世研究对此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在考察说书文体诞生背景和价值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省说书十道》的性质、内容、题目误解由来等问题,以期为其正名。

论《世说新语》人物风度的“雅”意蕴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其时代风度中的“雅”意蕴。人物在言行举止和渊博的儒学知识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儒雅之风,在忠正刚直的性格和清新绝俗的玄谈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清雅之风,在重大关头的镇静自若和淡然处之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闲雅之风。儒雅、清雅和闲雅的性格气质形成的鲜明突出的“雅”意蕴,成为魏晋时代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别、特征和形成机制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共有3类9种,总体呈现出多样性、优势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关联标记模式使用频率上,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居端依赖式;关联标记数量上,单标>双项双标>单项双标;关联表达式使用频率上,“A,co-B”>“A,B(co)B”>“A(co_(1))A,B(co_(2))B”>“co_(1)-A,co_(2)-B”=“A(co_(1))A,co_(2)-B”>“A(co)A,B”>“co-A,B”>“A,co_(1)co_(2)-B”=“co_(1)-A,B(co_(2))B”,其中前后配套式包含4种不同的关联表达式,涉及18种具体的关联标记,形式最为丰富。《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点的形成是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话语标记“不是我说”:从“辩解义”到“预设义”

对话语标记“不是我说”进行历时考察,可以揭示“不是我说”的会话模型及其演变。意义方面,“不是我说”由“辩解义”向“预设义”发展;在形式上,“不是我说”来源于“不是+小句”结构形式,并由“不是我说X话”演变成“不是我说”。从会话模型的演变推断出话语标记“不是我说”的形成动因是主观化及交互主观化。

“谁说不是(呢)”的话语立场表达探究

现代汉语中,“谁说不是(呢)”常常出现于互动会话语境中,通过所构建的话语立场行为表达言者肯定的态度立场。“谁说不是(呢)”属于回应性成分,表达立场主体2对立场主体1的相对赞成或相对不赞成,在不同话语环境中所体现出的赞同、确认、接受和反驳功能反映在认同度上形成一个连续统。在“谁说不是(呢)”立场表达中,两个立场主体通过“评价”“设置”和“认同”三个子行为实现趋同或趋异立场构建,交互主观性在此过程中得以浮现。

审美范畴的深度翻译--以《世说新语》中“远”的翻译为例

“远”是中国美学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世说新语》中含有许多诸如“玄远”“清远”等审美表达。基于“远”范畴的研究成果,梳理其审美内涵,分析评价汉学家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中对“远”字词语的翻译。分析表明,译者所采用的逐字译有助于保留“远”字词语的审美术语地位,从而促进其概念化。基于穆哈维提出的多层次深度翻译模式,对马译“远”的审美范畴进行评价并提供翻译参照,以增加审美范畴文化阐释的厚度。

《世说启微》与世说“文章”的异域变容

日本江户时代名儒皆川淇园所著的《世说启微》,是东亚较早从“文章”的角度阐释《世说》的著作。《世说》本身具有较高的文章学价值,而淇园之所以关注《世说》的“文章”,出于与江户时代阅读汉籍风气对话的需要,倡导“字义与篇旨相互发明”的汉籍阅读法。在日本“故事历史”传统与江户时代文学大众化、明清小说传入的影响下,《世说》的情节性与“作者意志”得到了凸显;同时,因为汉文化圈中各文学现象关系的变异,《世说》成了淇园展示汉诗学思想的辅助工具。《世说启微》既从异域视角揭示了《世说》“文章”的特质,又体现了汉文化圈中经典文本的丰富内蕴和衍生价值。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语法化视野下的《世说新语》“有”字句分析

中古时期是“有”字句的句式结构和语义发展特别活跃的时期。搜集整理《世说新语》中“有”字句,对该书“有”字六个义项所在的句式结构加以梳理,掌握表层结构变化与语义演变之间的关系,把握义项引申的路径。发现当“有”作“出现或发生”义时出现在兼语句中,句式结构被重新分析,语义重心开始转移,实在意义逐渐脱落,“有”字语法功能增强。同一时期,随着“者”字结构式微,为“有人”这一固定结构的产生提供条件。联系二者此消彼长的状况,解释“有人”结构凝固的动因与机制。

《世说新语》中的王导、谢安形象及其差异研究

王导与谢安是《世说新语》重点描写的两个人物。《世说新语》中的王导有着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善于清谈的名士、关心后辈发展的王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而《世说新语》中的谢安,也有着具有大魄力的政治家、具有潇洒风度的名士、重视言传身教的谢氏家族大家长三种形象。但是,《世说新语》中的王导与谢安的形象也具有差异,主要表现在入仕心态之差异与名士风度之差异两方面,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魏晋风度的进化。

话语标记“说实在的”及其立场表达研究

“说实在的”作为常见的话语标记,用来表达言者直白地坦陈自己的立场,显明主观态度。从立场理论来看,“说实在的”可以坦陈自己的评价、认识、情感立场以及在互动中构建话语立场的一致性,寻求认同,降低面子损伤,形成和谐交际语境。从语义模式来看,“说实在的”能够引导因果、递进、转折语义关系,以此强化语篇中的语义焦点,实现促进信息传达和理解的效果。

口语习用语“说是这么说”

文章从口语习用语的基本特征出发,分析了"说是这么说"的语法形式、语境、语用含义三方面的特点,发现其含义经历了从回答"是否发生言语行为"到回答"言说内容是否正确、全面",再到"肯定已有观点的基础上委婉表达主观真实观点"的言外之意的演化过程。"说是这么说"语义虚化的过程与其所处语境关系密切,蕴含的主观化程度也不断加深。

中国抄本时代的书籍出版特征——以《世说新语》的出版为例

以《世说新语》为例,分析3—11世纪中国抄本时代的书籍出版特征。读者传写是抄本书籍公众传播的主要方式。书籍的编撰者不经中介,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作品定本。由于传写,书籍在传播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抄本系统,出现书名不一、篇卷不一、异文等现象。但读者会通过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自发评论、自发校勘等方式,维护作品的有序传播。在著作权问题上,作者独重署名权,漠视财产权。由于读者传写的盛行,书商在抄本时代的书籍传播过程中参与度较低。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

本文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基础,勾稽相关文献,考察了晚明著名通俗小说作家凌濛初刊刻、评点文言小说《世说新语》的缘由与过程;对155条凌氏评语,分析其特点及价值,并藉此阐述了文言小说评点本,对于古代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性。

从《晋书》看唐代的《世说新语》接受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