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个属与文化区块:解放区的文化机理与“赵树理方向”的生发

1947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树立的“赵树理方向”是解放区树立的最后一个旗帜,它的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组织、党组织等对赵树理的文学活动的引导及对其地位的认同过程,也是忠于革命事业而又有个人坚守的赵树理逐渐寻找自身与革命秩序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解放区重要部分之一的晋冀鲁豫边区力图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结果,以及其对自身建设的文化风景的确认,从而充分显现出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及其机理。

笏头带·傅大士·五生盆——名物丛考三则

宋代两府高官所佩笏头金带,又称毬路带、毬纹带,含义与形制歧说纷出,本文根据宋人文献记载、福州茶园山端平二年墓出土木仿真带銙与鱼袋等实物,参照《文苑图》等图像资料,厘清了“四方五团”“瑞草地球路文方团胯带”等概念,认为上圆下方的笏头状金带銙,正是“笏头带”得名之源。宋赵仲諲墓出土玉带?尾上的人物雕像,身份一向未有定论,本文根据“道冠儒履佛袈裟”的服饰特点及所持门槌,确定为南朝梁代傅翕傅大士。《瑶台步月图》中左二女子所捧之物,众说纷纭,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图像特点,确定为七夕节物“五生盆”。

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

在中国文化遗存中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王昭君事迹不仅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有重要意义,也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王昭君入长安的路线,以经武关道进入关中的可能性最大。在进入丹江流域之前,应主要利用水路交通条件。秦及西汉前期的简牍资料有值得参考的信息。考论王昭君自长安北上的路线,应当重视呼韩邪单于庭的地理方位,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道路选择。也有必要参考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与匈奴单于"来朝""出塞"路线。进行这样的工作,可以参考后世传说保存在方志中的资料,但是应当进行比对分析和认真的甄别,做出清醒的判断。

赵树理小说叙事策略的时代选择

本文梳理了赵树理与时代秩序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作家与时代表现出"代言与同构"、"直言与疏离"两种关系,以揭示作家与小说创作在不同阶段叙事策略选择的历史规定性与人物塑造的文化逻辑。通过赵树理小说创作与时代秩序结构意义之间的双向互渗关系,说明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及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延安文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探索

延安文艺运动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树立了两个典范性的方向:"鲁迅方向"和"赵树理方向"。这两个方向的树立既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批评的基本进程,更有力地塑造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品格。解析这两个方向的树立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建构的内在关系,对我们深刻理解左翼革命文艺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转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进程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赵树理的方向”与“赵树理方向”辨析

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赵树理的方向"。认为"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方向"不是同一个概念。"赵树理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政治功利的实用立场,以新文艺为基础,以民间旧形式作为"补充"的文艺形态。"赵树理的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农民利益立场,以民间文化为本位,融合其他资源开创出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

“赵树理方向”与“赵本山现象”之比较——兼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思考

在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生成的"赵树理方向"和"赵本山现象",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更具有一致性,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大众化":农民的话语和民间的艺术形式。赵树理和赵本山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进行着一种"还文化给大众"的努力,以现世性、民众化和普遍受益性为主要内涵的世俗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以自己的作品成功地实现了文艺大众化。

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对解放区文艺思想发展轮廓的一种描述

树立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方向是中共文艺领导中较有特色的举动。就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发展而言,则呈现出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的发展趋势。旧方向转换与新方向确立的过程是艰难的,"鲁迅方向"的悄然隐失与"赵树理方向"的潜在显现体现了文艺领导者在确立文学方向时的犹豫。这犹豫从根本上说是概念人物与具体人物之间矛盾的反映,是文学一体化想象与创作个体丰富性之间矛盾的反映。

《讲话》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因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被誉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然而,赵树理的创作却不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从如何对待"生活"这一观念出发就会发现,赵树理创作中对《讲话》里"文学艺术的来源是生活"观点的理解出现了悖反现象,显示了政治诉求与个人独立思考之间的矛盾。这对思考当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秦景明与赵献可医易思想比较——以《症因脉治》与《医贯》为例

秦景明与赵献可均为明代医易会通的代表医家,赵献可在命门学说上多有创见,秦景明则长于对龙雷相火的阐释,两位医家在学术观点上有诸多碰撞:一是对人身的主宰有不同的认识;二是在养生观念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三是调伏龙雷相火———引火归元还是壮水之主?二者的治疗方法截然相反。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主宰;而秦景明从后天有形之脏腑的范畴考虑,认为赵献可的论述超出了《黄帝内经》所论述的范围。二人医易思想之不同源于他们对易学与医理的不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