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与重构:《贵州山民图》中的民族边缘意识

《贵州山民图》是庞薰琹抗战时期所创作的民族主题系列组画。《贵州山民图》以庞薰琹在贵州苗族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为创作契机,以苗族人民的生活劳作为题材,详细描绘了苗民的衣饰花纹,从而突出了苗族较汉族的“异质性”。但在表现形式上,庞薰琹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笔法表现苗族群体,为苗民形象增添了文人意味,使汉、苗两族的艺术风格得以有效结合,反映出民国时期民族边缘的重构过程。因此,《贵州山民图》既强调了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又折射出少数民族的汉化历程,是民国时期整体国族观念下的产物。庞薰琹以绘画的形式将民族研究成果直观化、视觉化,为中国近代民族学发展提供了与艺术相关的新思路,使此时的民族学研究更为全面多样。

“养民”:构建天下秩序的路径指向——以丘濬《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丘濬以“治国平天下”为中心,探讨如何构建天下秩序,写成了《大学衍义补》。在该书中,丘濬以“三代圣王”为典范,坚守以“养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极力要求后世君主效法尧舜,以“诚”待民,尽职“养民”,力行“仁义之政”,再现“尧舜之治”。丘濬一再强调,“养民”是君主施行“仁政”的真正体现,只有将“仁政”聚焦到“养民”上,才能真正构建天下秩序,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君”。在丘濬看来,“养民”是构建天下秩序的具体路径,也是唯一路径,君主只有施行“养民”之政且“兼爱华夷之民”,才能真正实现“华夷一家”的大同理想。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根据地司法对风俗习惯的甄别、援用及其逻辑

为实现根据地的有效治理,根据地司法机关对当地的风俗习惯进行甄别,并根据甄别结果作出相应处理。有的风俗习惯得到援用,或作为判决中的民事法源,或在案件的事实查明、法律发现、价值权衡、裁判论证等方面发挥作用;有的风俗习惯则在甄别后被拒绝援用。根据地司法甄别风俗习惯时所秉持的逻辑,既遵循马克思主义认可习惯法权的立场,也对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和社会资源成本进行了考量。甄别援用风俗习惯需要司法者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司法方法论,人民司法的若干特征也因此而形成。

荀子“礼”学的旨归及内在逻辑

社会政治纷争、礼乐文明崩坏的战国亟待重构稳定和谐的世事秩序。荀子赓续前代礼学,熔于一炉,给出了自洽性设想: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荀子将礼视为人世的达道,一方面明确以礼奉养人的自然之欲,调节求欲行为,安顿个体生命,升华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强调以礼明分等级名分,促成分工合作,推动社会秩序形成和运转,以实现他澄清世事纷乱的初衷。为达成上述两重旨归,荀子寄望于势位尊崇的“圣王”,赋予了他制定礼法、裁夺刑罚的至高权柄,但在制衡王权方面,荀子倾向道德层面的慎终劝诫与警示,并未构想出合理可行的规约体系。

试论周初的德性政治观

周初的统治者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兴替的政治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把政治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执政者的政治行为上,并据此提出了以敬德、保民、慎罚为核心的德性政治观。德性政治观的产生是历史理性、价值理性和政治理性同时产生的标志,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试论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演进及其产生原因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先秦民本思想经过夏商两代的酝酿,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继续发展而趋于完善,将君与民的关系提高到关乎江山社稷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先秦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统治者对前代政治经验教训的总结,二是思想领域从神本到人本的变化,三是社会大变革的推动。

中国共产党长期建藏思想的鲜明特质

中国共产党长期建藏思想,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西藏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要思想,扎根中国大地、立足西藏实践、回应时代之问,在深刻回答了什么是长期建藏、为什么要长期建藏和怎样长期建藏等三大核心问题中,彰显了一系列鲜明的思想特质,主要体现在:长期建藏实践探索中的务实性,长期建藏思维方法上的辩证性,长期建藏价值依归上的人民性。

优化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管理研究——基于区分所有权与监管权的视角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区分所有权和监管权是关键和突破口。“两权”不分导致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理念难以转变、所有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监管失效以致收益流失等问题。文章从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实表现和管理困境三个方面分析了“两权”区分对于完善所有权管理的必要性,并在分析区分“两权”的特征和内涵基础上,提出了“权利(力)设立初衷-管理对象性质-行权方式及适用法律和关系”的区分路径,最后基于“两权”区分提出了优化所有权管理的建议:①从现行土地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中识别出“两权”具体混淆之处并进行合理区分;②通过明确所有者职责内涵、分级代理行权履职,构建和完善所有权管理体系;③推动“两权”有机统一,行使所有权要遵守监管要求,行使监管权要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

天地人 三才合:中国卓越企业家素质模型构建研究

基于对中国独特政商人文情境的深度思考,以本土卓越企业家任正非为例,通过对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厘清了卓越企业家素质的内涵,即卓越企业家素质是使企业家在商海沉浮中脱颖而出的综合能力,是企业核心能力的映射,是支撑企业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或隐形冠军的一系列能力;提炼出卓越企业家素质的三大维度,即有情怀、懂江湖、通人性;将中国古代的“天地人”三才文化理念匹配到企业家素质三大维度上,构建了中国卓越企业家的“金三角”素质模型。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家自我修炼及企业管理提供有益启示。

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发微

天人之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问题。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不否认“天”对人的限定,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注重“心”对“度”的体认与践行,促使“心”的主观能动性由自在向自觉转进。这是上古三代以来固有理性精神在晚周天命观式微大背景下不断张扬的必然结果,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公共思想。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在《心是谓中》中表现出较为朴素的特征,郭店简《穷达以时》与荀子《天论》等则对其创造性发展。诸子或侧重于人事道德化,将道德自我圆满视为人生的根本追求;或强调“天”的客观性,将“心”的认知功能提升到“性”的新高度。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并非单一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分途并进、互相交叉的多重演进路向。

西周谏臣芮良夫思想探赜

芮良夫为周厉王时期的执政大臣,既博雅多识,又慷慨直谏,是西周历史上为数不多、有着鲜明形象的忠正之臣。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参,细读清华简《芮良夫毖》和《国语•周语上》《逸周书•芮良夫解》《史记•周本纪》等多重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大体了解芮良夫的生平事迹,窥见芮良夫的光辉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敬天思想、民本思想和尚贤思想。这些思想反映出历史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有助于先秦思想史的探讨。

民本归于王权:“阴阳组合结构”中的儒家政治理论

先秦时代战争频发,诸子在探寻弭战策略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儒家政治理论以民本、正义为特征,其他一切观念皆由此引申而出。义利之辨是儒家民本观念的核心议题,儒家反对不义之利、追求公利、倡导以义制利,以“义”制约先秦时代普遍存在的好战、逐利倾向。义利之辨作用于政治实践层面,则有了王霸之辨,它聚焦政权之正当性与政制之合法性问题。儒家有关王道理想的设计是其对良好政治的系统性阐释,它主张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杜绝工具化地利用民众。在儒家政治理论中,民本的政治归宿乃是王权,二者在“阴阳组合结构”中成为儒家重整秩序、消弭战争、实现善治的思想武器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之传承与创新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同样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独特根基。中国共产党通过抽象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发掘传统要素的隐含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最终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具体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对“广土巨族”的“大一统”治国理念的扬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对“以民为本”“重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的扬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对“廪实知礼”“惟勤尚雅”的重德理念的扬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理念的扬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大同思想的扬弃。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确立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基于“三景”理念的宁波新三江公园景观设计

新三江公园位于宁波市三江交汇的城市核心地带,是宁波“两心一轴、三江六岸”城市核心景观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该地段历史文化悠久,是宁波最繁华的三江口商圈。公园存在的问题为景观不佳、联通不畅、水质污染、设施老旧、人气不旺。该文以宁波新三江公园滨水景观为例,针对场地内现状和存在问题,基于我国古典园林“三景”设计理念,通过对声景、光景和香景的景观设计,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脉,融入现代元素,满足人们对“三景”的体验需求,打造出具有现代景观特色的“水清、岸绿、景美、和谐”滨江环境,建设美丽宁波和提升城市品质,也可为拥有类似生态秉赋的城市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基于人格特质的创新型人才素质模型分析

拥有一支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是组织创新的关键。笔者提出了创新型潜人才的概念,并从人格特征、学习素质、思维特征、社会能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素质结构,构建出了创新型人才的素质模型;强调人格特征在创新型人才的识别、培养、利用等过程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提出了利用16PF等测量工具将具有创新人格的潜人才鉴别出来并加以培养,使之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新观点。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禅代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思想背景,其模式虽称革命而实质禅让,故可名为"禅让革命"。这一模式上承先秦、秦汉关于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传统的讨论,修正和组合了其所寓义涵,将之外化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禅代仪节,以此确认了公天下让贤原理在家天下时期的适用性,肯定了顺天而应人的革命大义为禅代辩护的价值,统一了其间关系和王朝易代的合法性理据。这就在圣王不再、纲常已立的时代,明确了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行途径,尽其所能地解决了对王朝体制发展来说至为关键的易代合法性的论证难题,应当视为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其具体论证过程仍面临着民意难定而天心莫测的困境,此期又不断倾向于以合乎古圣王治道的政教更张举措,来一体证成其易代上应天命而下合民意,因而使得整个模式的演化,呈现了从偏于禅让因循向较重革命改制过渡的态势。

关于合同效力的几个问题

《民法典》在总结以往民事立法经验和民事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合同效力体系,司法解释亦就司法实践中涉及合同效力认定的大量疑难问题作出了规定。现行法将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区分为有效要件(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从而为准确界定未生效合同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依据。在认定须经批准的合同效力时,既要注意区分原则的运用,也要注意其与合同因违法而无效之间的区别,合理划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在判断合同因违法而无效时,不仅要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且要与诚实信用原则相协调,审慎考量不诚信一方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认定违反规章的合同无效,须进行充分说理,不能仅以规章涉及公共利益或者公共秩序为由就认定合同无效。此外,《民法典》第146条不仅为处理法律规避行为提供了依据,也为无效合同的转换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