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中的真理——间谍小说、幽灵书写与闪烁主体

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自古至今向来是聚讼纷争的主题。在当今这个数字合成异常兴盛的时代,这个问题再度引发我们深思。要对此进行回应,首先要突破真与假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将其纳入到复杂的互渗、交织和转化的动态关联中。文学创作尤其是间谍小说为审视此种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线索。以勒卡雷为代表的当代间谍小说,不仅深刻延续了克拉考尔等学者所阐释的对空洞现实的诊视,更是围绕背叛这个要点引发我们重思主体性与自由这个根本的主题。结合海德格尔晚期对无基和离基的思辨,以及德里达对幽灵书写的阐发,我们试图将间谍小说中所塑造的背叛性主体视作数字时代见证真理、探索自由的未来可能。

何以载道:理学语录在宋代的话语论争及意义建构

作为承载理学思想的重要著述形式,语录时常被认为是异于注疏和文章的,能延续讲学精神、发挥面谈口授优势的文本,然而这一认识与宋代理学家的意见不尽相合。语录乃介于口传与书传之间的特殊形态,其口传的优势不能掩盖它在书传方面的弊端。因记录者介入而导致的文本失真、失控,以及编纂和运用过程中对无功利、重体会的理学精神的背离,使语录遭到程颐、谢良佐等人的批评。批评者表面上否定了语录,但实际上起到了规训语录的记载和阅读行为,使其回归格物致知正轨的作用。语录与文章均属载道之具,本无优劣之分。二者的对立乃理学日常化理念所引发,“作文害道”与“语录非文”的话语争锋印证了它们在不同空间的局限与活力。

平实书写的意趣:论安妮·埃尔诺小说《位置》的真与实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多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成长经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同时展现个人的情感世界。她在小说《位置》中,把平实书写发挥到了极致。这种自然而然的书写风格不过分强调故事情节和转折点,使读者关注到细节和人物的心理变化,以拙辞孕巧义,以庸事萌新意,在文本中书写真实,融个人记忆、社会记忆于一体。同时,平实书写成就了独特的意趣。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一生、父女的关系、父母的爱情等为节点,以平凡、普通的语言,书写社会与个体的真实,白描出其对于思想、情感和趣味的追求。

刘知几之碑刻文体学认知探赜——以《姚珽墓志》为辅论中心

镂于碑碣墓塔、用以述德纪功的石质文本,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学特质及墓葬礼制,其物性本体背后隐匿着宏博的历史事实与文化脉络。“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以墓志铭、记事碑、神道碑为代表的碑刻文献具有载录史实、纵论生平的史传性质,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初唐之刘知几归纳了一套规范化、程式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强调为人立传须阐明郡望与现居,务以秉笔实录、文约事丰的撰史原则严谨建构叙事性文本,可藉之蠡测其关于碑志入笔范式、主体勾勒、义例规准之见解。此外,以刘知几之兄刘知柔所作《姚珽墓志》为代表的唐代墓志文本,呈现出显著鲜明的文体特征,写作模式与刘知几的碑刻文体学认识相应,可据此对初盛唐时期的墓志创作范式作一管之窥。

论非虚构写作中的“理真”

在践行“求真行动”的过程中,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一直追求“事真”、“情真”和“理真”的有机统一,尤其是在传达“理真”的叙事策略上,表现得尤为灵活和复杂。它常常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由作者充当叙事的组织者、调控者和事件的“见证人”,并始终置身于叙事现场,灵活表达创作主体的内心之思。同时,它还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言说功能,集纳不同当事人的内心看法和认知,在多维度的聚焦中不断激活读者内心的认同感。为了进一步强化“理真”的叙事效果,非虚构作者还广泛征引有关文献资料,在准专业化的分析中充实并印证自己的观念。非虚构写作的这种叙事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并回应了人们对于历史现实的重要关切。

清代桐城文人刘宅俊谫论

刘宅俊出身于桐城陈洲刘氏家族,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是这一时期桐城派的传承人之一.在师承渊源上,他不仅得到了家族中祖父辈、父辈的教诲,还受到外家许氏的影响.在学术理念上,他受岳父许懋昭、妻兄许鼎的影响,服膺宋明理学,追求学以明理.在文学思想上,他论诗以性情为本,推崇诗歌的政教功能;论文重视文道关系,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他的文章创作不分骈散,文情并茂,反映出桐城派文章沟通骈散的新动向.总而言之,尽管刘宅俊久居乡邑,在嘉道年间桐城派文人群体中并不起眼,但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桐城派在基层社会传承的若干面相.

参考文献的著录应维护其真实性

参考文献不仅在科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重视。但参考文献的著录却存在失真问题。分析了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中著录参考文献失真的原因及失真对期刊评价带来的影响,并就著录参考文献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以载道”的三种研究范式——以周作人、郭绍虞、钱钟书的相关研究为对象

本文分析了"文以载道"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周作人的"以新汰旧"范式、郭绍虞的"以新带旧"范式、钱钟书的"以旧释旧"范式,认为不能简单地从现代文学观念出发去阐释古代之文的含义,只有回到文以载道的原生语境中去认识它,才有可能揭示它的本真面目。朱自清提出的"将中国还给中国",就是一个回到语境的设想,沿此方向努力追寻,或可开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境界。

“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良史"是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与思想资源,其最初内涵是"书法不隐"。在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良史"的"书法"由早期以"礼法"为核心的道德性认识逐步拓展到以"史才三长"为代表的学理性认识;"不隐"由早期对"礼法"原则的坚持逐步扩充到对"素心"、"义理"、"公心"与"史德"的倡导,实现了从品性论到认识论的发展。"书法"与"不隐"存在价值性认识与事实性认识的内在矛盾,古代史家以"名教"进行协调,求其和谐,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良史"话语重视对历史的价值性认识,呈现出史学主体自觉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它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语体系,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

“实录说”源流考

“实录说”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化学术界对包括史传文学在内的史书著述提出的理论要求。殷商卜人在甲骨上如实刻写商王误占,显示出秉笔直书的思想倾向,这是“实录说”的最初源头。春秋人士提出“君举必书”、“顺”“逆”俱载,其中包含有史官“实录”之意。春秋末年孔子提出“书法不隐”的“良史”理论,标志着“实录说”初具理论雏形。汉代今古文经学家在史书著述问题上持不同观点:今文经学《春秋公羊传》提出“避讳说”,对“实录说”构成理论挑战;古文学者扬雄坚持《左传》“书法不隐”立场,以“实录”评价《史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在吸取扬雄观点基础上,充分肯定《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最终完成了“实录说”的理论创造。

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

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从《福楼拜的鹦鹉》看人物传记的真实戏仿

传统的人物传记是基于历史的真实而展开的,但戏仿是带有后现代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一大特点,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对历史真实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处理,其包括悖论式的矛盾、权威的消亡与重建、表现手法的拼凑和真实与虚构的杂糅等四种方面,从而挖掘后现代人物传记的魅力所在。

“礼失求诸野”与孔子《春秋》——兼论“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上)

从学理上讲,"礼失求诸野"的"礼失"是指"义"而不是"仪","礼失求诸野"必须坚持求"义"这一主体。因此,"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只是"礼失求诸野"的社会条件,而不具备"礼失求诸野"的价值追求。孔夫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反命题"天下无道",则庶人议政(道),才是"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从社会实践看,孔夫子晚年的开门办学传授六艺,特别是修《春秋》等活动为"礼失求诸野"树立了典范。处在世界轴心时代的孔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从中国文化发展史来看,"礼失求诸野"的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化开放,更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坚守。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失求诸野"既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道统"文化对统治阶级"政统"文化斗争的理论基础,又是"道统"对"政统"批判斗争的武器,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礼失求诸野"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教化思想溯源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明显的道德说教倾向,成为古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种道德说教倾向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承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古代小说的地位历来比较低下,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作者有意将教化内容融入作品之中。而教化成分的融入,使得小说传播的范围更为扩大,影响力也有所增加。

民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批判

民国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美学及文化含义。对民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批判,既是对这一特殊电影历史时期的重新认识,更是对民族电影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传承。民国电影的美学特质充满着现实主义的批判热情,又在众声喧哗的嘈杂中思路不清;民国电影具有强烈的人文意识与人文关怀,对底层民众的悲欢离合有真切的体认与表达,但缺乏较为宏观的文化视野与思维高度,在文化价值观上失之于琐碎;民国电影"文以载道",承载着社会教化、救亡与解放等历史使命,同时也在沉重的文化包袱中乏力地呐喊,无力地抗争。民国电影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塑造了一个个勤劳、坚韧、不屈的中国人形象,并间接地完成了对国家形象的刻画,然而在这种充满韧性与耐性的表象下则是一个痛楚无助的民族的灵魂意象。

论鬼子小说的求真主题

鬼子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巨大的悲悯情怀,创作了一系列带有荒诞色彩而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求真意识的小说作品,在他所构造的名为"瓦城"的文学世界里,表现了一批社会底层人物无奈选择、奋力挣扎、迷茫无助的生存图景。究其根源,主要是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导致个体心理失衡、求真意识薄弱和社会诚信度的降低。鬼子小说对社会现实、人性灵魂和知识分子弱点的剖析锐利而深刻,其唯美的艺术表现方式,又使他的作品切近文学的本质。

论“血气义气”与“文章气节”——以李梦阳为中心

李梦阳以文章、气节著称,思想贵真尚质,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由"道"滑向"道理"的转向,起到了引导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造就了其奋激敢言的斗争精神。李梦阳行为中充满了血气与义气成分,引发了士人的一场大讨论,指出其"求是""求胜"之心,"英气害事"之实,进而提出了讲求实学的主张。以李梦阳为中心的复古派打破了道德、政事一体的台阁学术体系,以文章、气节为中心建构了一套新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为李梦阳获得广泛赞誉的根本原因。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伦理学意义

文学的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联系。分析特定历史时代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蕴,是理解和把握当时代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中国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主要表现在赞美王者风范和劳动者向往的理想人生、公私分明的道德观念和先公后私的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的不良品行、憧憬婚姻的欢愉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等。它们具有昭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之源头、奠基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开启"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等方面的意义。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波利比乌斯论撰史中的“失真”问题

鉴于晚近以来希腊史学的现实情势,波利比乌斯以各个阶段代表史家的创作实践为例,通过史评方式详尽考察了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失真"问题。依据"失真"的不同界定、表现和原因,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缺乏军政实践与直观调研,缺乏基本的史识素养,缺乏客观公允的叙事立场,偏重艺术审美而以辞害意。波氏就相关论题的批判性探究不仅有助于阐释《历史》写作的题旨、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城邦危机背景下古希腊史学的流变轨迹与发展动向,特别是"求真务实"优良传统的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