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刺关元-三阴交对DOR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及卵巢血流灌注的影响

目的探究针刺关元-三阴交对卵巢储备功能下降(DOR)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及卵巢血流灌注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DOR患者80例进行研究。将80例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基础治疗。观察组:基础治疗+针刺关元-三阴交。观察卵巢储备功能、卵巢血流灌注及不良反应。结果两组治疗前后的AFC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治疗前,两组FSH、FSH/LH、AMH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的FSH、FSH/LH均降低,AMH增加,P<0.05,且观察组FSH(9.32±2.15)U/L、FSH/LH(1.81±0.21)低于对照组(10.77±2.22)U/L、(1.98±0.23),AMH(1.75±0.50)ng/mL高于对照组(1.51±0.54)ng/mL,差异显著,P<0.05。两组治疗前后的卵巢直径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治疗前,两组DOR患者PI、RI差异不显著,P>0.05,治疗后,PI、RI均降低,观察组PI(0.80±0.11)、RI(0.53±0.10)低于对照组(0.86±0.14)、(0.58±0.12),差异显著,P<0.05。两组均无血肿、感染、疼痛、晕针、滞针等不良反应。结论针刺关元-三阴交能够显著改善DOR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及卵巢血流灌注,且安全性高。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持续推进。其研究主要涉及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屈原与楚辞作品传播与接受研究、宋玉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富,创见颇多。

基于黄元御“水寒土湿木郁”理论探讨功能性便秘的诊治及其肠道微生态的改变

目的基于黄元御“水寒土湿木郁”理论探讨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FC)的诊治,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探讨肉苁蓉汤对“水寒土湿木郁”型FC患者肠道微生态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9月—2022年1月期间厦门市中医院肛肠科便秘门诊收治的“水寒土湿木郁”型慢性FC患者6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30例。治疗组采用肉苁蓉汤,对照组口服聚乙二醇4000,疗程均为5周。其中肉苁蓉汤组20例,聚乙二醇组18例,分别采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自然排出的粪便(10.00±5.00)g,立即置于液氮中冷冻,再放入-80℃冰箱中保存,采用MagPure Soil DNA LQ Ki试剂,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菌群的变化,进行Alpha多样性指数分析,并分别使用Chao、Shannon及Simpson指数计算肠道菌群丰度和菌群多样性;采用LefSe技术分析治疗前后粪便样本中菌群组成中的差异性菌属。结果两组患者疗程结束后水寒土湿木郁证候量化积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疗程结束3个月后水寒土湿木郁证候量化积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肉苁蓉汤组的疗效优于聚乙二醇组。稀释曲线表明测序数据量合理,基本能覆盖样本中所有的细菌种类;治疗后FC患者肠道菌群的Chno1指数高于治疗前,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均低于治疗前,但三者治疗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门水平上各组肠道菌群中相对分布较高的菌属有Bacteroidota、Cyanobacteria、Campilobacterota、Deferribacterota;属水平上,各组肠道菌群中相对分布较高的菌属有Bacteroidota、Parabacteroides、Eubacterium_eligens_group、Alistipes、Lachnoclostridium。结论肉苁蓉汤治疗“水寒土湿木郁”型便秘可以取得中远期的疗效,可以增加肠道有益菌,改善肠道微生态。

南宋和元代龙泉窑粉青瓷釉色比较研究

为了研究南宋与元代龙泉粉青瓷釉呈色机理,采用colorimeter,XRF,XRD,Raman spectrometer,XPS等对南宋和元代龙泉粉青瓷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南宋粉青瓷L*值大于元代,而a*、b*值小于元代粉青瓷。南宋粉青瓷的烧成温度低于元代。龙泉粉青瓷乳浊如玉的质感主要是受釉层内小而密集气泡与大量石英晶体对光的影响所致。Fe2O3的化学色主导了龙泉青瓷的呈色,且南宋粉青瓷的Fe2+与Fe3+的比值高于元代粉青瓷,是南宋粉青瓷偏蓝而元代粉青瓷偏绿的主要原因。

阮元“文”论在晚清民国的回响——兼论近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论元宫词的新变

元代宫词的新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内容与作者方面,写作内容由后宫嫔妃宫人的生活逐渐转移到宫殿文武百官的政治活动,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者为多民族构成。二是民族特色,表现在名词事物、宗教信仰两个方面。三是创作主张,题材扩大,语言典雅,风格上要求清和雅正。四是形式上的创新,表现为宫词中出现详细自注、以宫词唱和、语言多样和形式多样等特征。

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贵微重始:董仲舒“元机说”发微——从《春秋繁露·二端》及卢注说起

“端”在董仲舒思想中具有鲜明的基要性意涵,乃至成为其通识天之本体的必要关节。在由“端”及“无端”的理论进路中,本体之元机得以开显,借是进而建构起天、地、人三本的内在相通性。是故,“肃慎三本”实为崇尚精一之元机,以此诱掖人君治国理政当类天地化生而万物皆应之情,即在“本天元”之域为政,从而于无为而为以达至“君化若神”之状。

臣服蒙古后高丽精英的阶层分野与认同分化——兼论他们对元朝法态度的分歧

蒙古建立与主导的秩序是“帝国秩序”,高丽臣服于蒙古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帝国强权在半岛的持续影响,促发了高丽精英阶层的分化。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本国国王的权力已非源自传统的合法性,而是来自帝国的任命,二重君臣关系出现了。但与此同时,帝国体制下的二元制,亦使传统认同保留了下来,作为传统精英集团的世家大族是其代表。这些因素又导致了省吏与国臣的分野,表现于对帝国法律的不同态度。

论公安派之“真”的四个层面

在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中,“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前人对于“真”这一概念虽颇有研究,但对于“真”的意义层面划分仍不够细致。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公安派之“真”区分为人格、情感、文体、表达四个层面,并由此探讨“性灵”与“真”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性灵”和“真”其实是“体”和“用”的关系。以“真”为核心来建立公安派的文学体系,一方面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位置,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他审美风格在公安派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公安派对于“真”的追求,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类型,实现了个人情感的自由书写,促进了晚明非正式文体的勃兴,也代表了晚明“重一己而轻外物”的时代文化精神。

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多样化研究

开光装饰是陶瓷装饰中的一种独特手法,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具有代表性,而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的兴起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通过图像分析与对比的研究方法,探索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特征与成因。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材质、技法、轮廓线等具有多样化的表现,主要受到中东伊斯兰风格、外来陶瓷匠人、元代金银器装饰和元代“纳石失”等因素影响。元代景德镇窑陶瓷开光装饰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特征。

“屈原戏”的现代转型与审美裂变

较之元明清,现代“屈原戏”在抒情主题、审美追求、悲剧结撰三个层面发生裂变:(1)跳出科场、仕途的古典抒情主题,通过植入自我、国族、人民等现代性话语,契合不同时段的政治文化规范,提升屈原抒情的现代品格;(2)摆脱儒家“怨而不怒”的诗教规范,将屈原的“怨情”导向具有突破性力量的“怒”,激发主体的反抗意志;(3)跳出古典戏曲“大团圆”的结撰传统,叙事终止于屈原投江,那一刻悲剧情感达至饱和,震动不同时代的观者。现代“屈原戏”为知识分子发抒情感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源,但是,对戏剧功能性的强调以及剧中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抒情模式,减弱了其美学价值。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新进展——“海源阁藏书暨中国历代图书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海源阁藏书研究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领域。文章概述“海源阁藏书暨中国历代图书文化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成果,从海源阁藏书研究、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图书馆史研究和图书馆史志编纂等方面对会议内容加以总结,展望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趋势。

湛湛江水上有枫: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枫意象

枫意象的文学书写历程漫长而丰富,其各种基本的情感意蕴和表达方式,从战国后期开始逐渐发展,至唐代得到了定型,宋以后又有进一步扩充。枫意象具有强烈的情感寄寓与鲜明的审美特性,其所表达的往往是与还乡母题密切关联的悲感情绪,揭示了人生永在漂泊与求索的生存本质;枫叶具有霜后转丹的特点,在文学中往往被置于秋季萧索的背景下,或与其他素淡之物并置,呈现出素以为绚的审美特色。枫意象的书写主要采用了感物兴情而非托物寓情的方式,较鲜明地呈现出非道德化、非人格化的特点,体现了天人合一思维中的审美品质;枫意象具有泛化性的指向功能,既包括了各种槭树,也常作为枫香树的简称,还可指代所有秋季红叶树木甚至落叶树木。

中国古代小说原型索隐——以唐传奇《李娃传》为例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异代同调:论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

以《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作品为代表,唐代沈亚之的传奇文集中表现出与屈原楚辞异代而同调的典型风格,即骚体文学特征。沈亚之吸收了“骚体”独特的兮字文体范式、抒情的浪漫自然、情志的悲怨凄美等特征,与时人作品异趣。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表现在以悲为美的审美内涵、浪漫自由的艺术形式以及凄艳混融的艺术风格。沈亚之创作出的具有鲜明骚体文学特征的传奇故事,亦可称之为“楚调小说”。传奇独特的骚体文学特征,使得沈亚之作品在众多传奇中独树一帜,成为一代之奇。

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

景瑳,今本《史记》中作“景差”,应据《汉书·艺文志》作“景瑳”。他是屈原之后楚国三位楚辞作家中在思想观念上最接近屈原的一位。景氏为楚平王之后,其先辈多为楚朝中大臣。景翠是楚威王至怀王时人,屈原被从汉北召回,应同垂沙之战后景翠接任令尹有关。景瑳具有明显的法治思想,对屈原的悲剧遭遇极为同情。《惜往日》为景瑳的作品,前人或曰屈原之作,或曰贾谊之作,均与作品内容相悖。宋玉的《大言赋》中摘引景瑳之作一段,所表现思想同《惜往日》一致,均可作为了解景瑳创作风格与思想的依据。结合景瑳的思想及其作品,亦可对楚国末期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了解。

晚唐至元初绘画作品中“单肩包”的样式、功能及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服饰史上,与腰间悬挂系结的荷包、荷囊等小型包具相比,可供肩挎的、现代意义上的包则出现得较晚,元代之前几乎没有实物发现。文章基于晚唐至元初的绘画作品,从使用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单肩包”,具体又包括“单肩挎包”及“斜挎包”的样式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促使其发展的社会因素,认为其发展与传教之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丝路之宗教文化、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除此,亦受到蒙元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文本固化与类别偏移:宋元白话小说的文本变迁及其影响

依托于标志性的宋元讲史家话本以及小说家话本的分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说话伎艺现场分回的基本状貌,也能以此为基础对于现存文本中的“每一回”做出更为清晰的观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宋元的小说家话本都是短篇的作品,可这只是它们被文本固化后的形态,在说话伎艺的表演场上,由于要分回演述,这些作品都应有更长的篇幅。这些作品都分属小说家下的八个类别,但由于表演的故事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在篇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类别归属在文本中也会发生偏移。我们既不能以现存文本的状况质疑宋元时期这些小说所属的类别,同时也应正视文本固化后这种类别偏移的现实,而这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得以最终出现的重要因缘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