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和“在”:情态与体貌之分

本文认为现代汉语副词“正”和“在”的根本区别在于表达情态和体貌之分。“正”表契合情态,强调人或事物恰好契合某种身份、性质、状态等,或强调两个相关的事物、事件或情形在某方面(包括在时间上)恰好契合。“在”则表进行体,表示动作行为活动变化处于持续进行或持续发生的状态。而“正在”既表情态又表体貌,但其句法功能并不只是“正”和“在”的功能交集,而是相对于“正”和“在”既有所收窄,又有所突破。

张载与此岸性认定

张载率先改变儒释道三教并用格局,告别宗教时代,推进中国哲学史进程,揭开宋明理学新篇章。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回应佛教,创立气本体论,证明此岸世界的唯一性和真实性,重申一元世界观,迈出了宋明理学思潮的第一步。他提出的太虚即气说和天人合一说有新意也有局限。由于气在价值上中立,限制张载的视野,难以对儒家伦理提供本体论担保,不得不让位于天理本体论。

《覆载万安方》的《伤寒论》柴胡剂研究

《覆载万安方》为日本镰仓时代中医代表性医籍,作者梶原性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纳入大量中国唐宋医籍,成为日本继《医心方》后具代表性的汉方医学全书。通过文本检索发现《覆载万安方》中含有柴胡的方剂共96首,其中纳入4首《伤寒论》柴胡剂,分别为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及柴胡加芒硝汤。通过梳理《覆载万安方》中柴胡剂相关文献,并结合《伤寒论》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可以发现梶原性全运用柴胡剂重视方证相对,灵活加减化裁,重视煎服法且关注到剂量的问题。通过整理文献发现《伤寒论》在日本镰仓时代流传并不广泛,梶原性全没有亲阅《伤寒论》,最后分析《覆载万安方》中引自各医籍的《伤寒论》柴胡剂内容,探讨《覆载万安方》对当今柴胡剂及《伤寒论》研究的文献学意义及临床价值。

谈《厚父》中的两个“在”及其他

清华简《厚父》中有两个用法特殊的“在”字,分别见于“在夏之哲王”“其在时后王之飨国”。前者为时间名词,义同“往昔”之“昔”,后者是时间介词,相当于表“至于”的“于”。表时间名词的“在”有异体作“”■“甾”“兹”,同义词有“徂”“■”“者”。小臣簋“■东夷”、录■卣“■淮夷”之“■”,以及子犯钟“者楚荆”之“者”,均应理解为时间名词。师■簋“淮夷”之“”,从屮、■声,可径释为“栽”,是“”■的另一异体。卌二年逑鼎“■玁狁”、应侯簋“■淮南夷”中的“■”“■”,亦应释“(栽)”,为往昔、从前之义。相应地,甲骨文中的“■”“■”“■”,可改释为“才”,用作时间名词或动词。

“V着”存在句的语体结构与语法属性

将有“在”与无“在”的“V着”存在句视为相同的结构无法解释存在句中有无“在”造成的合法与非法。考察有无“在”“V着”的存在结构发现:(1)“LocP_(1)+VP”与“P+LocP_(2)+VP”是两个不同的句法结构,前者是口语体,后者是正式体,内含体原子不同。(2)“P+LocP_(2)+VP”的合法与否是由“三维语法”中的语体之法决定,只有“P+LocP_(2)”满足双步平衡律,结构才能合法。同时,这也是“在”后音节数较多的本质原因。

《山歌寥哉》媒介话语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

《山歌寥哉》音乐专辑自发布以来播放量居高不下,经媒体报道传遍海内外。《山歌寥哉》是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音乐话语表达,故从媒介话语的角度分析《山歌寥哉》广泛传播的缘由。在《山歌寥哉》媒介话语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创作者通过议题筛选及话语修辞的运用进行意义生产,议题与个人话题、社会命题、人类命运紧密相连,拟人化、隐喻、用典的修辞手法使文本更具解读性。在《山歌寥哉》媒介话语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中,不同主体通过话语的筛选及解读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商业媒体将其纳入大众话语进行多角度分析,主流媒体将其纳入国家话语进行文化解读,专家媒体以精英身份为依托进行话语阐释,东南亚媒体将其纳入国际话语进行政治化诠释,受众群体进行个体化拆解。从话语意义的生产到再生产,创作者与参与者共同对《山歌寥哉》进行编码解码,在编码与解码的循环中,新的话语意义不断生成,进一步拓展《山歌寥哉》传播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书籍之路”视域下的《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考论

以《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的考证为例,说明中日间存在一条“书籍之路”。《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实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的略名,译者为唐代僧人宝思惟,他来洛阳译经之前曾在长安西明寺。结合中日两国后世的佛经目录,分析该经的译者、译时、译地、内容、同经异译状况。最后,从论证经文引用的文献入手,考察中日两国间“书籍之路”的相关问题。

张载为师之道探析

张载一生在朝为官时间较短,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为师之德、为师之才、为师之术为主要内容的较为系统的师道观。张载对教师“谦德”“仁德”“行德”“厚德”的论述及践行,充分展示了他的为师之德;张载的涉猎兼及儒家经典、自然科学和军事知识,治学强调立志笃行、学须有疑、贵在自得等,彰显了其为师之才;在教学中他所强调的“尽人之材乃不误人”“当时引之不失其正”“罕譬而喻”“穷理应当有渐”,反映了他的为师之术。张载的师道观今天仍闪耀着为师之道的熠熠光辉。

再释“在所”

汉译佛经中,经常见到“在所V”和“在所N”两种结构。“在所V”应分析为“在/所V”,可理解为“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表“任凭”,是“自在”的省缩;“在所N”应分析为“在所/N”,可理解为“任何N”,N一般为表方所的名词。“在所”的成词是在“在所V处”这一结构中完成的:汉语的“在所V处”原本是介词“在”与方所宾语组合,因常用来翻译梵语表方所的关系小句,获得了任指义,由于“所”字功能的变化,加之四字格和双音化影响,“在/所V处”发生了重新分析,成为“在所/V处”,“在所”就成为一个主要修饰方所成分、表任指的词。“在在”则是对原典语言仿译,“在”也是来自表方所的“在”。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立标以明道”:张载的理本论及其张力

张载重气,程、朱对此屡有微词。现代学者因此将张载理学归为气本论,认为与程朱理本论有根本不同。这或有过度解读之嫌,既没能照顾到程、朱批评的微妙之处,也无法照应张载学说自身存在的张力。二程“立标以明道”一语,既从“明道”的角度肯定了张载思想的理本论底色,也从“立标”的角度对其做了微妙的批评。以此语为线索可以发现:张载思想在以理本论为底色的同时,由于重气之宗旨,引发了向气本论滑转的可能,为理学史中“气”的本体化留下了思想空间。

船山对横渠正学及其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希张横渠之正学”是船山的学术追求,也是船山对自己学术的一个定位。张载之学何以为正学,在船山看来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本体论上,以“太虚即气”阐明宇宙生灭现象,辟佛老之邪说,正本清源;人性论上,明性之所由,明善恶之分,剖析人性结构,为为善去恶工夫奠定基础;认识论上,明本末一贯、天人相继之理,倡明成圣之可能;工夫论上,倡“养蒙正心”之功,指明成圣之路径。因此,船山以推崇张载之正学来为自己的正学思想正名。船山在推崇张载学说的同时,也在吸收张载的思想,并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正学体系,彰显出了“守正开新”的正学精神。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体现为四个方面:“发明正学”的原道精神、“守正辟邪”的卫道精神、“明虚返实”的实学精神和“灌注通义”的公义精神。这四个方面的精神涵括了“守正”与“开新”,它们共同构成了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

论张载的“徇物”观

对于张载的“徇物”观,学界至今未予以重视。然而事实上,张载的“徇物”观是深入了解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不可忽视的内容。这其中也关涉着对人真正自由的思考,是进一步了解张载哲学思想丰富意蕴的重要理论。“徇物”即是受物所迷,被物所左右、奴役。在张载看来,人徇于物便是丧失天性和本真,与天道天理相违。其也可以说是人主体或人性的异化。这不仅将给自己招致凶祸,还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张载主张人应与天合一,摆脱“徇物”。总的来说,张载的“徇物”观既有着成己的远大理想,又有着成人的崇高情怀,是成己和成人的统一。在物欲横流、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研究张载的“徇物”观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西铭》的意义结构述论

《西铭》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一篇著名文章,被视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作,历代多有诠释。但不同学者对《西铭》主旨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仁体”说、“理一分殊”说、“万物一体”说和“仁孝”说等各种观点。事实上,该文具有严密的意义结构,并与其文章布局、行文方法以及张载本人思想等密不可分。《西铭》融会《易传》《孟子》《中庸》等先秦儒家经典,以“事天”为主旨,提出了“民吾同胞”的事天原则,“敬乐”“克省”的事天工夫,以及乐天知命、存顺没宁的事天境界,从而展现了张载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诠释与创新,尤其是对天人关系和个体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新思考。

基于现代汉语语料库统计分析的“正V着”与“在V着”对比研究

汉语是一种分析性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同一种语法意义可由多种语法形式来体现。现代汉语中的“正V着”与“在V着”均可表达“进行”或者“持续”的语法意义,而二者在表达“进行—持续”的语法意义的时候,在语义、句法和语用方面均存在差异。文章以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检索到的2886条“正V着”句子和3180条“在V着”句子为对象,展开定量的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正V着”与“在V着”的区别作了定性的分析。

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以《乐记说》为中心

自《乐经》失传以来,学者对乐的理解多以礼乐文明为主,《礼记·乐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重要文献。张载好治经,有“诸经说”,其中,《乐记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音乐的哲学性见解。张载以“记”推“经”,以“说”求“理”,对音乐展开乐本、乐道、乐用、乐象四重面向的论释。乐本是礼乐结构的基本框架,乐道是穷本知变的义理心性,乐用是移人通政的治世目的,乐象是视听体验的直观表达。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与其天道观和心性论结构高度吻合,不仅解释了音乐与人的价值关系,而且解决了古乐难求的历史困局。尽管如此,张载的“地缘成因”和“反技术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义释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一语中的“合”并非语言层面的合而言之,而是合而为一;其“虚”亦不可理解为太虚,而是“天德”。“天德”即天性,“合虚与气”即天性之在人、物。“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意为天性必须落实于人、物方可呈现,方可以“性”名之。整体而言,“四有句”中的天、道、性、心构成了一个天人贯通的整体。

《再生缘》“异托邦”的隐性表达

弹词《再生缘》并非只是一个“架空”历史背景、虚构空间的女性幻想之作。作者陈端生虚拟了一个以历史为基础却超越历史现实的元代背景,构造了一个明君贤臣的错位时空;并从自我出发“分化”了两个性格迥异、且反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主人公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镜像模式。而这埋藏于文本中的“异托邦”式的隐性表达,是身为才女的陈端生利用清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身份优势的一次大胆的自我表达和空间突破。

妇科再造丸治疗虚寒性痛经的疗效观察

目的针对虚寒性痛经患者给予妇科再造丸治疗,对治疗效果及安全性予以观察。方法240例虚寒性痛经患者,按照1~240发放数字卡片,单号为观察组,双号为对照组,各120例,分别采取妇科再造丸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商品名:妈富隆)治疗与单一妈富隆治疗。比较两组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治疗前及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疼痛程度、血清学指标[前列腺素E_(2)(PGE_(2))、前列腺素F_(2a)(PGF_(2a))]。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96.67%高于对照组的81.67%,差异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小腹冷痛、肛门坠胀、肢体畏寒、腰骶酸痛积分均低于本组治疗前,且观察组小腹冷痛、肛门坠胀、肢体畏寒、腰骶酸痛积分分别为(0.53±0.13)、(0.64±0.13)、(0.53±0.14)、(0.63±0.21)分,低于对照组的(1.32±0.23)、(1.64±0.51)、(1.12±0.26)、(1.22±0.24)分,差异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PGF_(2a)低于本组治疗前,PGE_(2)高于本组治疗前,且观察组VAS评分(1.12±0.52)分、PGF_(2a)(29.03±3.14)pg/ml低于对照组的(2.83±0.57)分、(34.20±3.57)pg/ml,PGE_(2)(28.57±3.85)pg/ml高于对照组的(25.24±3.64)pg/ml,差异明显(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妇科再造丸应用于虚寒性痛经治疗中,能够促进患者中医证候及血清学指标改善,缓解疼痛,安全有效。

Zai Pit Effects on Selected Soil Properties and Cowpea (<i>Vigna unguiculata</i>) Growth and Grain Yield in Two Selected Dryland Regions of Kenya

Erratic rainfall and temperature regimes, strongly affect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o address the reduction in production, this study assessed the effect of Zai pit depths on selected soil properties and cowpea growth and grain yield. “Zai” pit technology was tested in two locations falling under Agroecological Zone IV (relatively dry areas) i.e. Katumani in Machakos County and Naivasha in Nakuru County, Kenya, aiming to determin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four “Zai” pit depths and two levels of manure (plots with manure and plots without manure) on selected soil properties, growth and yield of cowpea. Experiment was laid out in split plot arrangement, with manure levels as the main plot factor and “Zai” pit depths (Flat: Z0, 30 cm: Z30, 45 cm: Z45 and 60 cm: Z60) as subplot factor, replicated four times. Cowpea (M66 variety) was used as the test crop. Inorganic N and extractable P were significantly (P < 0.05) higher, at 1.37 mg⋅kg−1 for Nin and 80.4 mg⋅kg−1 for Pex in Zai pits compared to flat plots which were at 0.91 mg⋅kg−1 for Nin and 47.1 mg⋅kg−1 for Pex. The values of Nin and Pex also varied depending on depths, with Z45 having highest Nin at 1.17 against the least, at 0.89 in the Z0, while Pex was highest in Z30 at 102.3 mg⋅kg−1 while Z0 having the least Pex of 89.7 mg⋅kg−1. Generally, crops in “Zai” pitted plots were larger in diameter at 0.46 cm than crops in flat plots at 0.42 cm. Better performance was observed in yield, with Z30 yielding 30.5% against 18.2% Flat plots in Machakos while 27.9% in Z30 against 22.5% from Flat plots in Naivasha.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great potential of “Zai” pit technology on crop production, as reflected on improved growth and yield of cowpeas. Combining “Zai” pits with manure increases soil Nin, Pex and is a guarantee of great crop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high final yie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