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元初北方文统的建构与散文的复古之风

学界对元初北方散文复古之风的发生发展尚缺少深入探讨。元初北方元好问、郝经、刘因等人在批评金代散文虚浮文弊的基础上,力倡古文,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探讨元初北方散文复古发生的内外动因,把握复古理论对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和超越,发掘元初北方散文复古实践的特点,有助于准确认识和理解元初北方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统绪意识的建构与演化

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认同,中国古代发达的统绪意识包含了政治的正当性、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正统性,带有鲜明的主观意图与价值指向。凡进入其系谱者,便能不证自明,具有思想的合法性与恒久的经典价值。历史上的道统、政统、学统、文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思想源泉与价值基石,对于早期思想体系、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学术传统的发生具有根源性的影响。作为圣贤真理传承谱系的道统、作为政治权力传承谱系的政统、作为知识思想传承谱系的学统以及作为文化艺术传承谱系的文统,在历史的建构与理论的演化中,呈现出复杂多面、纵横交错的关系。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脉络,离不开统绪意识这一重要的思想认同维度。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文人、文统与文本:在母语文学语境中理解——汪曾祺的文化人格和美学品位

五四以来汉语言母语文学面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的生存性困境。这种生存性困境缘于汉语言母语的创造精神和审美魅力的流失,因而,重申母语文化精神和母语写作意识是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在此意义上重读汪曾祺及其创作,可以更好地理解文人、文统与文本在母语文化精神中特定的对应关系。作为80年代重提"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始作俑者,汪曾祺在母语文学基质上确立了现代文人的写作主体:一方面,将"文统"与"道统"合一,在一种东方式的"游于艺"——把艺术当成生存方式乃至生命形态中寻找母语文学的内蕴,依循自己的审美情怀和话语诉求重新为文学世界"立法";另一方面,通过"语言艺术"的母语化转换,文学创作也由承载"语言艺术"之外的使命,逐渐转化为个人生命体验的美学转述,从而返回被忘却的母语文学世界。

桐城与新安:双峰并峙——论姚鼐建立桐城文统的内在动因

姚鼐开宗立派的首要步骤,是构筑桐城文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用桐城古文抗衡以新安经学为代表的汉学派。姚鼐把构筑文统作为抗争手段,与当时学坛重视师承的风尚紧密相关。此举与章学诚构筑浙东史统以抗衡汉学派至为相似。

“吾道”与文统:元好问的重要身分还原

元好问在金末元初的历史情境中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也是金源儒学的代表,即"吾道"之所寄,文统之所归。他的诗文创作、史学追求及宗教观都体现着"吾道"与文统的观念。受元好问的影响,元初北方形成过一个文统儒学阵营。但随着南方理学的北上,这个儒学阵营逐渐式微。明清两代,理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元好问的"吾道"与文统乃被消解,文学家遂成为其唯一的面相。

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金元“文统”儒士之研究

赵秉文等重估儒学价值的金末儒士勾勒了一个涵盖治道、文辞的历史谱系。元好问在金亡后把这个谱系升格为"文统",并以承继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而自居,有意和赵复一系北上的南学划清界限。元好问作为一代宗师,在东平等地培养了大量弟子,这些弟子皆擅长治道文章之学,坚守乃师所建构的"文统",以至于在元初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阵营,规定着北方的儒学格局。不但如此,北方"文统"也影响着南学的北上,这主要表现在对南方理学北上的抵制和对理学"流而为文"的引导两个方面。

唐宋派与中国文统的建立

自唐代以来,论者开始尝试建构中国文统谱系,然而在唐宋派之前,文统不但没有从道统中分离出来,同时也是与诗文交织在一块的,因此,那时的文统既不纯粹,也不鲜明。待唐宋派出,与道统相区别、与诗绪相分离的纯粹文统的建构这才真正完成,《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选与八大家名号的确立,是最为显明的标志。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以及理论贡献,使散文学正统在明代得到接续和延伸。

走向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中的科学理性与人文取向的论争,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究竟是坚持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等问题。本文认为,以图书馆这一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特质,因而应该从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学。

文统与世变——试论清代古文系统中显示的文学史观

清代士大夫对古文文统的评论中显示了不同的文学史观,文章对此作了简要的梳理。各家对"道"与"文"的不同侧重,导致他们对文学史的流变产生不同的认识。

论欧苏文人集团对“文统”建设的贡献

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我们发现不仅理学的倡明对宋代文学影响深刻 ,而且在宋代文人“道统”观的背后 ,强烈而鲜明的“文统”意识较“道统”更直接影响着宋代文学 ,对宋代文学特质的形成作用更大。在宋人“文统”观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 ,以欧阳修、苏轼为首的两大文人集团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前者主要表现在创建“文统” ,使“文统”摆脱“道统”的束缚 ,后者则使之进一步完善起来 ,更关注“文统”的内部矛盾 ,使宋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辨“体”分“派”重“法”

古代“文统”的“拟构”历程及其价值重估

“拟构”是指带有虚拟、模拟性质的“建构”,且多是事后“追认”的。“文统”即文学的正宗统系。大体上看有两个基本谱系：一是“文统”与“道统”统一,文、道并重,和而不同;另一是“文统”与“道统”合一,以道统文,道外无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是程、朱为代表的文、道“合一”,而真正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韩、欧为代表的文、道“统一”。周作人、林语堂等解构了文、道“统一”或“合一”的“文统”,重新追认“拟构”了一个古代“纯文学散文”谱系。“文统”论强调正宗、正统、主流,排斥异端,追求话语霸权,旨在维护主流文化的神圣性、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文统”论之弊在专制思维,唯我独是,排斥“异端”。

“道统”、“文统”的失范与异端的兴起——试论明代中叶文学观念的变革

"道统"、"文统"观是统治古典文学长达两千多年的一对文学观念。两者之间有着互为关联的思想纽带,这就是儒家思想。在它们笼罩下,古典文学形成了复古主义传统,缺乏创新的活力。明代中叶在文化变革的历史思潮影响下,文学观念产生了较为强烈的革新要求。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突出表现为对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挑战和个性化意识的滋长,形成了人的感性生命的一次重要觉醒,具有重要的人性解放的意义。

《说文统释序》探赜

《说文分类榷失》是一部独立的文字学著作;《说文统释序》是《说文分类榷失》的增改本,是研究《说文统释》的重要文献。它从文字“失误”的视角审视历代文字在演变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价值。《说文统释序》指出的很多“失误”其实是汉字演变和使用的结果,因此,它的观点比如对文字借用的认识、对俗体字的观点等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认识的不足。

“毗陵四家”与《文统》编纂

清初"毗陵四家"陈玉璂、董以宁、邹祗谟、龚百药致力于古文创作,在当时文坛较有影响。"毗陵四家"为了贯彻其古文理念,集体从事《文统》编纂的工作。《文统》以文章选本形式,贯彻了清初理学重臣魏裔介的道统观念,与魏氏《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等相为表里,也与康熙亲政后追求"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正统化主张遥相呼应。

重建道统,传承文统——道统、文统及其关系

道统是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统绪,百多年来中华文化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亟须重建。文统作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艺或文化传统,是在道统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历代学者先后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修辞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重建道统,传承文统,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应该是我们当代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后苏轼时代的斯文曲折——宋室南渡之后的苏文命运与文统接续

经历元祐党禁与靖康之乱的苏学如何在南宋重建,并开启新的统绪,对于当时的官方与士林,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南渡之后,苏文统绪经历了皇家的尊崇与定型、名臣的弥合和发掘、江西诗派的分流与掩映、道学家的批评与重释、东莱吕氏的经典化与程式化、永嘉叶适的兼合与综练等多种变化,其间的斯文曲折与南宋文坛继往开新的多方探索相伴始终。

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探微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除了以许衡为代表的正统儒士集团外,在大都还存在一个"文统"儒士集团。这个"文统"儒士集团承袭金源文化而来,以元好问之弟子为主体,将元好问的"文统"观念奉为圭臬,有着对治道与辞章的双重追求。"文统"儒士集团多栖身于翰林国史院中,他们在大都交游、唱和,显示出许多与正统儒士集团不同的地方。"文统"儒士集团可以接纳来自南方的文学家,但对理学家则颇不以为然。这个"文统"儒士集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方学术文化北上的进程。

20世纪40年代学者散文的“去政治化书写”与“五四”文统的传承

现代散文产生于王纲解钮的"五四"时期,在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努力下,现代散文摆脱了传统的载道命运,在吸纳了西方随笔的文学精神质素之后,形成了颇具晚明风格式的自由自在、独抒性灵的"士"风文统。而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中国文学普遍的纳入到了政治理念宣传的工具范式,尤其是同样属于"广义散文"范畴的报告文学、杂文等文体,由于创作与传播的迅捷性而繁盛一时,甚至一度沦为抗战政治宣传的文学工具,"士"风传统因而被拒斥与边缘。而以钱钟书、梁实秋、王了一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政治统摄逼仄的文化境遇中,却始终坚守五四散文个性化与自由化的文学精神,呈现出积极的"去政治化书写"的美学趋向,以此试图勾连和打通古今散文"士"风传统的文脉,显示出难能可贵的"士"风精神与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对散文文体之本体性特征的积极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