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5年来贵州阳明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45年以来,贵州阳明学界秉承“坚守与传承”的精神,通过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心一意完成了一件大事,即恢复了《明儒学案》缺载的“黔中王门”,获得海内外学界的认同。此外,贵州学人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阳明学大型刊物——《阳明学刊》,而且大力搜集、整理、出版相关阳明学文献资料和阳明学论著,并在阳明学核心概念、阳明学哲理探析、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一会一堂”“两院三中心”的局面。贵州成为中国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之一。

尊德性与道问学——论王阳明心学中的反智识主义倾向

知识与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乃是宋明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我们认为 ,王阳明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带有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本文试图对这一倾向产生的理论基础、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考论——兼论“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

王阳明是具有原创精神的世界级一流思想家。他在"龙场悟道"之后,揭橥心学于贵州,开创了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的阳明心学学派。黔中弟子亲炙于阳明门下,首传阳明心学,是为最早出现的阳明后学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成绩斐然,遍及全省,蔚为大观。然而,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却漏掉了黔中王门这一重要学派。通过对黔中王门启、承、盛、衰四个时期之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进行梳理,进而深入考证《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具体原因,希望对当前阳明学和黔中王门研究提供一定帮助和启示作用。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

"龙场悟道"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象征性事件。它不但标志着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个人心性体验上的大跨度飞跃,而且也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实大有赖于王阳明在当地的讲学弘道活动。历代地方学者大量与心学思想有关的话语言说,已构成明显的价值与知识互动的连续性学术谱系。

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

贵州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故贵州独得风气之先,首传阳明心学。王阳明的黔籍弟子形成了阳明后学中较早的一个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延绵百年,覆盖全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在贵州掀起了几次大规模的书院讲学运动高潮,成为贵州古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举。王阳明和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心·学·政——黔中王学治理思想及其特质

"心""学""政"是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三个重要内核。"心统学政"是其思想和实践的内在维度,这一内在维度体现为"心"在"学"和"政"的领域的落实。在理论层面呈现出"心学合一"和"心政合一"两个维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则呈现出"心学"和"心政"两种形态,表现为"为学"和"为政"两种活动形态。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这种理论特质和实践品格形成于中晚明时期贵州特殊的儒学环境和地缘政治生态中,同时其作为儒学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现代社会"政治治理""民间治理""个人治理"等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王门后学传承谱系及其特点

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57岁去世,先后从事教育讲学活动达23年之久。20多年来,阳明四处游说,大倡心学,所到之处,讲学不辍,四方学子翕然追从,并以师说鼓动天下。阳明殁后,以其亲传弟子为核心,逐渐形成八大王门后学传承谱系。其中尤需注重的是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悟道,使举世闻名的心学诞生于贵州,同时,他创办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首开黔中书院讲学之风,培养了一大批黔中弟子。王阳明离黔后,王门的黔籍和外籍弟子在黔中南北分化,继续弘扬师说,大振阳明心学,讲学之风,盛极一时,使阳明心学遍播全省,贵州人文蔚成大观。继王阳明于龙场创办龙冈书院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中也有许多人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建书院、讲心学。王阳明谪黔成就了黔中人文的大事因缘,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心学弟子,再通过其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四传弟子等的大力宏传、发展,至晚明时期遂形成特点鲜明的黔中王门系统。

孙应鳌与非黔籍王门后学——兼述《教秦绪言》

孙应鳌无疑是黔中王门最具代表性人物,其学之形成与其地位之确立,无不与其心受阳明心斋之学于徐樾与罗洪先、汝芳、蒋信、胡直、赵贞吉、耿定向、耿定理等王门后学大师级人物之影响,他们彼此"相切劘、发挥良知、张望眇悟",通过彼此之"参政、巡抚"的政治生涯,以及大量学术上的面晤与神交,共同推动着黔中阳明学在明中后期步入全盛,与此同时,这些史实亦对作为黔中王门大师级人物孙应鳌的思想系统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黔中再传弟子马廷锡及其家族考证

马廷锡是王阳明在贵州著名的黔中王门再传弟子,其心学之传得于当年王阳明在黔中的及门弟子蒋信。马廷锡的心学活动涉及贵州、四川、湖南三省,早年问学求道、任官行道,中晚年广交王门后学,在贵阳讲学长达三十余年之久,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第三次心学讲学高潮,将黔中王门推进到成熟阶段。马廷锡及其子、孙三辈均有功于阳明心学。马氏家族不愧是黔中王门著名的心学世家。

论郑珍对王学之评价

王阳明龙场悟道,奠定了心学规模,传学贵阳,肇开贵州文教,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黔中王学,影响深远。而清代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黔北学者郑珍,虽对王阳明的德操和事功深表推崇,但因为地方文化传统、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及个人性情等方面的原因,对阳明开创的心学持反对态度。厘清郑珍对王学的态度,有益于对黔中王学发展流变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把握郑珍的学术思想。

阳明入黔前的黔中文化与文化人

对阳明入黔前的黔中文化的考察,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展开:文化本身以及从事文化的人。文化本身的考察则主要以儒、释、道三学的传播与开展为中心,其基本结论是在儒学方面:一是无学理可究,只在教民化俗;二是除"汉代三杰"外,既无名儒可举,亦无卓著可考。随着移民潮的来临,佛道二教亦在黔中发展开来。黔中的文化人则可梳理出三个不同阶段,即"汉代三杰""唐至元""明初至明中"来加以描绘,这些文化人,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大大小小的文化人纷纷汇入到业已形成的儒、释、道三潮中,已然成为了阳明心学催生与黔中王学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

贵州王学与《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

陆永胜教授的《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着重于以蒋信为代表的修文/贵阳王学、以李渭为代表的思南王学、以孙应鳌为代表的清平王学、以邹元标为代表的都匀王学的学派建构与思想探析,把区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全面拓展了贵州五大王学重镇研究,弥补了黔中王学整体研究的缺漏。该著从"心""学""政"三个具有内在辩证关系的维度论述了黔中王学思想的内涵与特质,揭示了黔中王学为挽救时代危机由心学向朱学的转向,辨析了黔中王学在学与政之间的合一与紧张关系,提出了许多洞见,是当今学界全面认识与研究黔中王学的佳作。

阳明后学邹元标思想与学行研究综述

邹元标不仅是阳明后学著名代表,而且也是东林党的重要领袖。目前关于邹元标的研究成果,对以下三个方面待探讨较为不足:其一,邹元标在贵州的著述情况;其二,如何看待邹元标晚年首先倡导为张居正恢复应有名誉;其三,黔中王门对邹元标思想的定型产生了何种影响。

慈溪王门考

阳明夫子自捐馆后,在中晚明的宁波慈溪地区阳明心学代表人的诚心努力下,存在着"慈溪王门"^(1)这一个不为人知的阳明学派,总计约15人:徐爱、孙应奎、冯备、颜冲宇、王应选、陈应式、钱仲选、郑光弼、孙志达、冯成能、冯日望、冯时俊、贺阳亨、贺逢圣等,事迹均可考。他们精诚团结,协心同力,发扬致良知精神,在浙东地区有效地推进阳明学的发展,可惜这一切一直不被学术界所重视和研究,学术研究一直处于空白。他们由阳明夫子亲传弟子庄轩先生冯备兴起,以颜冲宇先生为大宗,以冲宇先生门下四大弟子王应选、陈应式、钱仲选与郑光弼为旗帜性人物,以纬川先生冯成能为慈溪王门的重要学友,辅之以庄轩子冯日望、纬川子冯时俊与孙志达。而以冲宇先生亲传弟子贺阳亨先生及其儿子贺逢圣为代表的慈溪王门湖北化的一支,体现出较高的学术创新力,是慈溪王门全国化和慈溪王学发展的重要代表。

王阳明与贵州贵阳

贵阳是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之地。本文梳理了王阳明的在黔诗文史料和贵州地方文献,并通过诗文证史的方法,对王阳明的贵阳事迹进行了考论,恢复了王阳明在贵阳的具体行踪,补充和纠正了《王阳明年谱》对王阳明漏载和误载之处。

黔中王门弟子孙应鳌研究综述

孙应鳌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再传弟子,系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通过对三十余年孙应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孙应鳌提供一个文献线索和宏观视角。

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明代以降,关学发展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来说,明代关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继承了张载勇于创造、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以振兴关学为精神指引和责任担当,积极传承张载关学学脉;二是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融合周程张朱于一体,思想上时有新见,开创关中学术新局面;三是晚明关学出现心学化的倾向,但就思想特质而言,此时关中学者仍不失关学原有的精神传统和学术立场。因此,关学在明代的新发展,既不可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关中理学",更不能否定其在整个关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黔中王门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探析——以《四书近语》为中心的研究

孙应鳌是王阳明第二代弟子,系黔中王门集大成者,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余种。《四书近语》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和心学理论的代表作,在阳明后学中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包括"仁本论""求仁论""工夫论"。通过对《四书近语》一书的研究,具体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

明代阳明心学在黔南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黔南是贵州境内以布依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自明代中期开始,阳明心学在黔南地区得以传播,一百余年间,以都匀为中心的黔南地区崛起成为黔中王门的“五大重镇”之一。以阳明心学为主流的儒家文化促进了黔南教育文化的发展,使黔南成为贵州儒学文化最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