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战后的抗日文学才是真正的抗日文学。前30年的抗日文学虽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整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新时期的抗日文学不仅完成了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的历史性转变,也开创了中国抗日文学的新时代。变化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走出了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单一立场的国家化叙事模式,也走出了战后30年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立场的集体言说方式,开始了立足于民间视野和个人话语基础之上的抗日历史的文学重构与叙述。

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再认识——以统一公债为核心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巨额的国内公债。它是中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和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需要。这些公债的发行使国民政府的工业、国防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可能。为中国坚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打下了物资基础。其历史作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革命时代的“抒情”——重识抗战时期黄药眠的诗歌理论批评

作为"革命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文论家,当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陷入放逐情感的"口号空喊"与缺乏"生命情愫"的形式摹仿时,黄药眠通过重返中国古典诗史及其"抒情"传统,试图在历史的互动中谋求抗战诗歌与中国新诗的理论出路。正是从"抒情"的基调出发,黄药眠对抗战以来的诗歌进行了深入细读和理论批评,不仅在"革命"话语语境中明确提出"抒情诗论"的主张,还从诗"情"、诗"美"与诗的"形象化"三大抒情面相上进行了学理建构。黄药眠的诗歌理论批评在"革命"与"抒情"之间既坚持文艺的"内在规律性"和诗歌的"情感特质",又集中准确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还较早地确立了诗歌批评的"审美标准"及"诗歌民族形式"的发展方向,并在针砭时弊中为抗战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在"革命"激进的政治话语语境中,黄药眠诗歌理论批评所发出的"抒情"声响,既蕴藏学理,又富于现实感,极具诗学特色和历史价值。

“十七年”抗日小说创作再回眸

抗日小说是"十七年"战争小说的主体。从内容看,均描写的是敌后游击战争,承的是解放区抗战小说的余绪,因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上呈现了许多共性:一是大力歌颂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伟大历史功绩,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二是着力塑造传奇英雄人物,提纯神化正面人物,丑化矮化反面人物,存在大量雷同化的故事情节和扁平化的人物;三是部分作品反映了在战争狭缝中挣扎的人性和沉浮的人心。

论“十七年”文学抗日战争英雄叙事

抗日战争英雄叙事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疆域"下,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英雄史诗,作家们的英雄叙事驱动力与其说是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战争的切实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新时期文学的英雄叙事。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英雄叙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自我真实体验之间的摇摆。客观地说,"十七年"文学抗日战争英雄叙事大多流于模式化,缺少对抗日战争深层的文化反思,更没有在民族矛盾中追问"国民性"这一深层文化问题,叩问国民性这一历史之因和民族受侵略之果的关系,进而把文化质疑和文化建设置于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上。

新时代打造江桥抗战历史文化品牌发展对策研究

江桥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由爱国将领马占山领导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抗日战争14年"的起始点正是发生在1931年黑龙江省对日本法西斯的"江桥抗战",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有规模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由此可见江桥抗战历史现实意义重大。试简述江桥抗战的过程,分析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针对打造江桥抗战历史文化品牌提出几点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