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孤本《津督院往来电》考述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津督院往来电》是一份未经学界利用的甲午战争孤本史料。书中收录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往来电报278通,内容涵盖甲午战争前夕及初期清军在朝鲜活动的整个过程,可补现有史料之不足。通过比对本书与《李鸿章全集》重合的部分,能够还原李鸿章对叶志超来电内容的改动与剪裁,进而可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李、叶二人当时的思想动态。

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

甲午战争中日本明治时期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国家主义情结。既有类似于正冈子规等一些文人,以亲临战场的方式,成为战争鼓吹者;又有虽以明确态度表明对政治不关心,要"绝缘"于战争者,却又无法摆脱战争的潜在影响。不同类型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着战争,并展现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观及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结。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甲午战争是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标界。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出现于甲午战后。甲午战争推助了中国政治心态的转换 ,加速了中国政治价值观的革新 。

吴大澂评述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吴大因甲午援辽惨遭败绩而长期遭受非议。然而 ,全面考察其 2 0余年的为政生涯 ,可以看出 ,吴大并非一无是处 ,其所作所为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尤其是在治理黄河方面成绩卓著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体恤民生、勤政廉洁。

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国外债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学术界已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过探讨，但从外债交的角度来考察官的论著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利用新资料，对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为抗击日本侵略和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举借的外债进行考察，并进而探讨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后中国留日热潮的日本因素

甲午战后,中国人并未因战败受辱而裹足不前,反而痛定思痛,以"知耻而后勇"的精神与气魄,主动向日本学习,掀起了近代中国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危机的日本,由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率先于欧美诸国普及义务教育,故在中国留学生蜂拥赴日时,能够接受和施以教育。亚洲主义者打着"同文同种"和"亚洲主义"的旗号,劝诱、蛊惑中国学生赴日留学。日本政府则从培养亲日分子和向大陆侵略扩张的目的出发,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从而为甲午战后中国留日热潮的兴起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保障。但是,日本政府和亚洲主义者别具用心的留学教育目的,不仅为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且或明或暗地影响着未来的中日关系。

国际化视域下的甲午海战失败根源探析

长期以来,无论学界中人还是普通百姓,谈到甲午海战大都将矛头指向北洋海军腐朽。但"北洋海军腐朽说"由于佐证材料的不充分,并不能被认定为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源。甲午海战失败的真正根源应该是封建皇权专制与近代海军发展不相适应。

试论甲午战争期间的满汉矛盾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满汉矛盾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满汉矛盾的存在使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此点与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进行战争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末期的世界已基本上联为一体,中国也早已融入国际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应是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而满州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恰恰在此方面有严重的欠缺,并成为导致中国惨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

甲午战争受列强的远东政策所支配和左右。本文分析了英、俄列强调停甲午战争的动机与目 的并运用日本的外交史料阐述了调停的过程，指出：英、俄的外交调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日本“开战外交”的顺利实施。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政府对明治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的一次大清算，其战争目的明确，准备周密，开战决心坚决。日本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在并 不利于日本“开战外交”的国际形势下，实行了一条冒险主义的外交路线，使英、俄的调停 以失败告终。

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认真辨析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甲午战争研究中过去曾被定案的某些史实,如今似有重新提起讨论的必要。以第一阶段的平壤战役为例。清军前敌统帅叶志超稍作抵抗,便弃城逃回国内。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当时平壤城内军储充足,叶志超宣称装备不足,是为临阵脱逃开脱罪责。然而认真检讨平壤城内清军弹药给养,可知,叶志超所陈并非虚言,清军的确没有做好备战。再如,依克唐阿历来被认为是怯战将领,可史料显示,他的部队武器装备之差,根本无法应对当时战争的需要。而徐邦道,历来被认为是敢于抵抗的将领。可仔细考察便知,此人军事素养较差,算不上称职的将领,根本不能承担前敌重任。说清政府要为甲午陆战失败承担责任,这一点也不为过。但具体下来,究竟是政府中哪些人应该负责?要负怎样的责任?甲午陆战失败是由于前线将领的贪生怕死?还是后方决策者的政策失误?这些都需要对史料做艰苦的考索才能给予说明。

试析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战争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动员活动,在局部范围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相对于日本政治动员的效果,清政府仍具有全方位的差距,即存在体制落后、目标不明、手段单一等明显缺陷。正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动员这个很容易被忽视,但又是最基本的条件,成为清政府输掉这场战争的重要原因。从中还可窥见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变革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只迈出了引进舰船、枪炮的第一步改革,而没有跟进更深入的体制变革与观念更新。

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对华政策比较研究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一年来,其许多做法与中日甲午战争前10年伊藤博文内阁颇为相似。今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明年将是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署120周年。在这120年间,中国和日本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甲子,这主要是时代背景与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不同所引起的。抚今思昔,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十分必要。从2014年甲午马年开始,未来的新甲子中日关系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未来日本走什么道路。

赫德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甚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赫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参与了清政府的备战,帮助清政府筹措战争借款,帮助购买军火,支持洋员参战,并为清政府提供了各种战况与情报。在中国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他又倡议英国调停。日本拒绝调停后,他一方面建议清政府继续抵抗,另一方面却更为积极地支持中日议和,不断为促进议和与换约成功而献策,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防止日军攻陷北京,保住他的既得利益。

袁世凯甲午条陈与练兵权的获得

袁世凯甲午条陈中所陈述的改革军事、编练新军的思想,与甲午战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清廷中枢急切变法求强的心理相一致,所以为光绪皇帝所接受。袁世凯练兵权的获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甲午条陈。甲午条陈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先声,小站练兵的指导思想源于甲午条陈。

甲午战争中“后清流”提出的御敌方略初探

甲午战争中,作为当时清廷中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后清流积极鼓动对日作战,并提出了一系列御敌方略,其中包括:进攻和防御策略、军队建设策略、后勤与保障策略及马关签约时期的迁都与日进行持久战的主张。通过分析后清流提出的具体战略战术,将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

从《申报》资料看中日甲午战争前国民的社会心理

《申报》是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报刊,对甲午中日战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报道,为我们今天研究甲午中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申报》的资料分析,来透视甲午中日战争前国民的主要社会心理。

甲午战争期间《申报》对日本的报道综述

《申报》是中国近代具有相当影响的报刊,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其报道内容除中日双方战场交战情况之外,还对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的诸多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主要包括日本国内的军备情况、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情况,日本国内的社会乱象和存在的弊端等情况、以及寓居日本的中国侨民情况等。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集中报道和关注日本国内的情况。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对我们从多维的视角,系统、深入的研究了解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以及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

甲午战争的胜利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成为日本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次战争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成为远东一霸,跨入世界强国行列。

近代大运河的军事国防价值——大运河衰败对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影响

大运河是中国内陆贯穿南北的漕运水道,人流物流交通线,区域文化的廊道,同时,它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南北军事战略通道,历史上多次成为国内外重大军事斗争的发生地和关联区,许多重要的战争发生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因此,它具有重要的军事防御和后勤保障功能。近代以来,清政府几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直接或间接与大运河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对大运河的军事战略地位重视不够,在英军控制了大运河上战略要塞之后,南北漕运中断,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虽然设置了大运河防线,但由于防御观念落后,仍然无法逃脱战败的结局;甲午战争的失败则与大运河无法发挥运输军事装备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在交通体系完备、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重视其作为黄金水道的运输功能和军事战略价值。

近代天皇信仰的制造与日本侵略战争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是为了获得统治正统性不得不依赖尊王论。其后,明治政府一面向知识阶层宣传天皇是“开明专制”的实权之君,一面又向普通民众宣传天皇是创世神的子孙,日本人是居住于“王土”的“王民”,理所应当受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的统治。随着文明开化的深入,“自由民权”、“君主立宪”的精神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不甘放弃专制统治的明治政府一边用各种法令禁止对天皇“不敬”的舆论,一边利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侵略战争的胜利制造近代现人神天皇信仰。这种战争中诞生的信仰又成为新的侵略战争的精神动力,将日本全体人力、物力整合为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最终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