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重大。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及生利分利、振兴实业、货币、利用外资等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现实影响。

戊戌地方制度改革与维新派的地方政治思想

戌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令裁撒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反映了维新派试图通过"委重督抚"加强地方权力,并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思维;而湖南省在变法中创设的南学会和保卫局,都反映出维新派试图通过地方议会和地方自治改变督抚专政,让新式绅商掌握更多地方权力的政治用意。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的地方政治主张,都是以政治权力下移为核心。

论戊戌学会的现代社团特征

戊戌维新时期,正在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新绅士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社会近代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以西方现代社会学("群学")理论为思想基础在各地建立了众多学会。这些学会大多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体系,内部关系体现着西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原则;采用了集会演讲、创办报刊、刊印图书、举办学堂、兴办图书馆等活动形式,有的学会还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和设备开展活动;这些学会具有文化启蒙、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之现代功能。因此,戊戌年间的维新学会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新型社会团体。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精英的报刊”——从传播学论戊戌维新报刊

本文借助现代传播学理论,梳理了戊戌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对其传播的信息流作了考察,认为它们突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西方最新科技信息的流布,对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形成共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奠定的报章文体在近代报刊史上有重要意义。

对戊戌文化现代意识的理性思考

戊戌文化是生存于维新变法时期,以维新文化为核心内容,以突出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可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文化相对抗的具有资产阶级文化萌芽性质的一种新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转型文化。作为转型文化,它的价值表现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完成了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学术价值定位到社会政治价值定位的再造;采用激进的反传统手法,在变法图强的旗帜下推进中国新知识阶层的群体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但由于种种因素和原因,戊戌文化也存在着诸如粗陋与肤浅间杂、恋旧与求新并存、过重的尊君色彩等无法克服的缺憾。

戊戌变法前后的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探析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两次"文学无用论"思潮。前者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后者以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为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戊戌变法前的文学无用论,从实用的角度看待文学,把文学看作一种工具,认为无用即无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文学的理论。而戊戌变法后的文学无用论则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目的。文学虽非实用却自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因此,本质上不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肯定文学的理论。

论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体制改革

19世纪末 ,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高举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两面旗帜 ,掀起戊戌变法运动 ,其终极目标是富民强国。虽然变法维新昙花一现 ,但它在中国社会近 (现 )代化进程当中却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历史意义不容忽视。特别是戊戌变法中的核心内容——政治体制改革 ,更是影响深远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论19世纪末年的社会心态

自戊戌变法后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掌控朝政始的19世纪末年,趋新的社会风气转为沉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守旧派将其仇新、排外的情绪推向极至,直接导引了普通民众的冷漠与无知、新式知识分子的压抑与彷徨心态。

张荫桓:戊戌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张荫桓虽由捐纳出身,却凭借其过人的才干在官场中步步高升,由驻外使节而成为朝廷重臣,并受到光绪皇帝的信赖。他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影响光绪,促使其倾向变法,并向其推荐了康有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维新派的重要密谋。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他频繁地被光绪召见,协助其进行改革决策,并积极地推行新政,对变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免遭物议,张荫桓策划新政总是居于"幕后",但还是未能逃避杀身之祸,成为因变法而被处死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阐述了《待访录》在清末中国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瑞安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论戊戌维新派对科学方法的探讨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对西方的“科学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思想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飞跃：其一，接受西方的逻辑方法和实验方法，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二，运用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为变法维新服务，取得了重大收获。这种探讨，有助于思想的解放，有助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增强了维新理论的战斗力，对五四运动时期倡导科学精神起了先导的作用，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戊戌南学会集会讲论活动若干史实的补正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南学会共集会讲论17次,而不是传统所说的13次,其中主题演讲13次,观看幻灯并"按图讲论"3次,临时召集的"聚晤讲论"即集体议事1次。在13次主题演讲中,共有44人次进行了演讲。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 ,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世人的观点。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 ,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将他们的变法主张贯彻下去 ,除旧而不布新 ,变法而不变人 ,再加上光绪皇帝无权、守旧官僚反对 ,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这些看法对梁启超在 2 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观点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 。

戊戌变法与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运动,提倡全面向西方学习,并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

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与唐才常。 他是《湘报》的创办者与主持人。他的“洋人不可与之开衅”的主张不应当片面加以指责。 他在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所经手的大借款是不得已而为之举措，也是唐绍仪内阁全体成员 的一 致决定，不应当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他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虽是他难 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却也是有原因和苦衷的，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多一点理解。他晚年脱 离袁世凯而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这是他人生最为闪光的一面，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

义和团时期的载漪

载漪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认为学习外国的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戊戌变法,均属秕政,光绪帝已失天下人心,应予废立。主张杀洋人,杀教民,与外国开战。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时代淘汰。

晚清政治改革的文化思考

中西文化冲突是晚清政治改革动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改革中,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的对立不仅表现为政治冲突,而且更多地表现为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决定着晚清政治改革的失败命运。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构建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维新派 ,为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较完整的西学观、教育观、国家观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 ,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全面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