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中南部聊城-兰考断裂的第四纪晚期活动性探测——兼论1937年菏泽7.0级地震发震机制

华北平原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受地震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对于该地区断裂活动性和大地震发震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探索板内地震的发震规律、减轻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聊城-兰考断裂是华北平原中南部一条重要的隐伏深大断裂。结合浅层地震勘探、钻孔勘探和第四纪测年方法,对聊城-兰考断裂的活动性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坝城寺钻孔揭示聊城-兰考断裂南段错断了全新统底界,为全新世早期活动断裂,揭露出该断裂晚更新世以来造成了4次古地震事件,单次事件的垂直位错为1.2±0.2~3.7±0.2 m。根据钻孔揭示的地层落差计算出该断裂晚更新世早期的平均垂直滑动速率约为0.1±0.05 mm/a,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中期的平均滑动速率为0.35±0.04 mm/a。根据1937年菏泽7.0级和6(3/4)级地震的等震线和地表破裂分布特征认为,小留-解元集断裂和东明-成武断裂为该地震的发震断裂;聊城-兰考断裂对于该地区应力的积累、地震的发生具有很好的控制和约束作用,为区域控震构造。

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

在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多次试图发行电政公债进行融资,却只有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发行成功。此次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债券在发行后实际上未进行公开认购及流通,而仅是成为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抵押品。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在制度构建、运作设计及操作过程等环节都反映了当时电信产业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及行业本身要求走向市场的客观性,但受时代局限,其发行屡次未果,仅二十四年公债得以发行。对这一期间电政公债发行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内债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现代产业融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27-1937年中国体育的发展

1927-1937年中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此时期相对稳定的局势为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体育相关的法规条令的颁布情况、体育组织机构的完善、体育传播事业的发展、体育场馆的建设以及体育用品的生产、体育赛事和体育对外交流的情况。主要结论:在体育救国思想和民众体育需求增长的背景下,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体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科学的认识,但在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达到了中国近代体育史的高峰。

论1928—1937年江苏的农村合作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挽救破败的农村经济开始了农村合作运动。江苏省是农村合作运动先进省份之一。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对江苏农村经济的复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封建租赋的根深蒂固，使这一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

民国武汉码头劳工纠纷及其影响:1927-1937年

近代的工人及工人运动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劳资纠纷更是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对于劳工间的纠纷却甚少有人关注。本文以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工纠纷为探讨对象,分析了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而考察了其根源及其对武汉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19-1937年间的中国小提琴艺术(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是中国小提琴艺 术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随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建与发展，中外音乐交流范围的拓宽与层次的提高，中国开始了正规、系统的小提琴教育，中国舞台上出现了高水平小提琴演奏会，中国第一代小提琴艺术家正在成熟，中国作曲家开始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这些都为中国小提琴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中国小提琴艺术，既是当时整个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对当时中国音乐其它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第一批专业音乐家中为数不少的人具有小提琴艺术的经历，以及小提琴艺术对国乐发展所起到的借鉴作用等方面。

1937-1941年国民政府食盐运输制度述论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统区的食盐运输主要采用商运制；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盐专卖制度。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国民政府食盐运输制度承前启后，其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着重就其变革的内容、特点及其意义进行述论。

1912-1937年中国书画市场研究评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专业的书画市场存在,它是艺术与经济、社会的重要结合点,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辛亥革命结束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社会迎来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给传统文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使得书画市场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探究其各自的学术价值,从而从整体上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寻找尚可挖掘的研究角度,提出亟待解决的遗漏问题,是继续深入研究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9-1937年青岛女性自杀现象探究

1929-1937年的青岛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此时期青岛的自杀现象十分严重,女性自杀人数高于男性,女性自杀方式多样,年龄呈现年轻化,自杀原因以家庭纠纷为主。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解读,可窥探当时女性的家庭境遇,揭示不合理的家庭制度;同时了解青岛存在着农村经济的衰败、传统力量的顽固、高涨的物价等情形,"再现"那个时期青岛的社会状况。

1920-1937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日常交游

早期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日常交游受革命纪律的要求,形式相对简单,但交往类型还是比较专业的。中共出版人与各种类型的同事和朋友之间建立了比较长久和深入的联系。交往的内容既有革命的事业,也有休闲的成分。二者的结合显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都市生活基本形态。交游的升华,加深了中共出版人之间的革命友谊。日常交游中也有诸多分歧,中共出版人不同的性格类型得以展示出来,这些既体现了中共出版人整体上对革命的热情和纯真的追求,也反映了上海都市生活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多彩的心灵面貌。

1927-1937年中国参加国际电信会议述论

1927-1937年间,中国共参加了至少13次以上的国际电信会议。对中国最关心的问题如电信频率号段的国际分配与使用如何规定、国际间业务的电报价格制订以及涉及国家主权的电信相关问题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但限于参加国际电信会议在缴纳会费困难、参会经费不足、国内异议等诸多方面的局限,这些活动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宗教法规评析

制定法规以管理宗教事务 ,是近代各国普遍做法。南京国民政府在 192 7— 193 7年统治期间 ,制订了一系列法规作为管理宗教的法律依据。本文根据原始资料 ,对此期间有关中国本土性宗教和基督教方面的宗教法规进行分类论述 ,并作简要评析。

凝聚抗战力量:毛泽东的悼文和悼念的英烈(1937-1945)

全民族抗战时期是毛泽东撰写挽联、唁电、祭文、悼词①、碑文等数量最多的时期。此时期他的悼文和悼念的英烈可分为四类:一是悼念为抗战而牺牲的爱国群体,体现了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二是悼念牺牲的共产党员,体现了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三是悼念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政要和为抗战而奋斗的民主人士,体现了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四是悼念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体现了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研究和探析毛泽东的悼文和悼念的英烈,是学习和弘扬抗战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吕梁精神、南泥湾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践行途径。

论1927-1937年华侨在广东的大投资

1 92 7- 1 937年 ,海外华侨在广东投资的投资户数之众、投资金额之巨、投资行业之多和投资范围之广都堪称现代海外华侨在广东投资的黄金时代。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华侨在广东大投资的原因和条件 ,阐发了华侨大投资对广东经济早期现代化的作用 ,提出我们今天仍当从中寻得启示 ,找出规律性的因素 ,进一步做好吸引华侨、华人投资的工作 ,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论1927-1937年现代小说的性别意识及话语方式

192 7年到 193 7年的十年 ,是国人的生活态度、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都发生剧变的特殊时期 ,文学 ,特别是小说以错综的叙事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性别意识和话语方式。立足于此期现代小说文本 ,以叙事学和文化批评所提供的话语研究方法论述这一时期现代小说呈现出的意识形态与性别意识 ,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之间的错综关系。可以揭示出这一时期小说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叙事方式与修辞策略的演变情况。

1928-1938年的德中关系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８ 年期间，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基于相互需要，建立了与其他列强无法比拟的外交关系。两国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德国对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然而，令双方感到满意的辉煌时刻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希特勒在远东长期推行一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短期的机会主义和长期的以扩张为目的的一贯性之间的交叉作用。

延安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呈现——评卢美丹《延安文学批评研究(1937-1977)》

卢美丹新著《延安文学批评研究(1937-1977)》一书,对1937-1977年间的延安文学批评进行了整体性、历史化的考察。作者在充分考辨原始报刊、文集、文学史著作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延安文学批评之研究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有意识地回到历史情境中讨论问题,为我们还原了延安文学批评的历史风貌与整合嬗变,对推进延安文学研究,理解延安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另一视角。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史料丰赡扎实、研究视角独特、持论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

误读·认同·反省——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域外传播研究(1937-1952)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1937-1952年间的域外传播接受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样态：欧美国家出于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关注需求,译介《骆驼祥子》及《八月的乡村》等长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读＂现象;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于相似的意识形态诉求,认同《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等的社会意义与＂范本＂价值,其接受与传播评价体系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但也遮蔽了其他视阈生成的可能;战后日本对中国抗战小说的译介则具有＂文化反省＂的意义,《引力》《四世同堂》等抗战小说在日本的流传是战后日本人心态逆转在文学上的投影,由竹内好等发起的＂国民文学＂论争又使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代表的＂人民文学＂进一步为日本读者所熟悉。这也是日本文学界重塑＂国民文学＂理念,寻找精神救赎之路的必然反应。

1927-1937年南京住房问题之考察

住房是城市居民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一。在1927年以前,南京的住房问题并不突出,而自1927年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南京人口猛增,住房极度紧张,住房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最为突出。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些缓解住房紧张的举措,如开辟新住宅区、建造平民住宅、改善棚户住宅等,但一般百姓住房紧张的状况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沉默而丰富的“苦果”——读《穆旦自选诗集:1937-1948》

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穆旦自选诗集:1937—1948》是由穆旦本人亲自编排设计的一本诗集,分为"探险队""隐现""旗"和"苦果"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编排基本以诗作时间为序,但"隐现"和"旗"两部分的诗作时间却相重合,其原因主要在于"隐现"所收1945年诗作仅为1945年6月之前所作且基调较为低沉忧郁,而"旗"中多为1945年7月以后所作并收入两首抗战胜利后的诗作且基调为激昂亢奋、充满希望。"苦果"之名是穆旦办报人经历和其为生计所迫处处奔波的真实写照,也是穆旦对自己诗作艺术特质的精准概括,其中包孕着无限的真实与丰富。穆旦自选诗集的"编排""命名"与"自选"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穆旦的诗学原则和诗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