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

作为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是法国小说流派承上启下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西方整整三代人,成为西方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一个代表。纪德的名字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坛。进入1940年代,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翻译、阅读和研究纪德作品的热潮。“纪德热”在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出现,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思考和精神境遇息息相关,同时也与这一时期文学界探索新的文学表现方式,努力追赶世界文学发展脚步的追求相契合。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凸现,文学“一元化”进程逐步加强,1940年代的“纪德热”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1949年后,这个名字很快便淡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略论1930—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观念

中国现代小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既往的小说观念便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注重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追求大众化和典型问题等方面;而在此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现代写实主义、“新心理写实主义”等。40年代的小说观念则带有更多的战争时代特质,其中既有传统小说的历史绵延,又有对战争小说神话的构筑。相反方向的寻求另一方净土,及对小说中“美”的追求,也取得了虽不喧嚣但却耀眼的成就。对异域小说观念的追求,成为这个时期小说观念向现代性的高峰攀登的主导。总之,一个多元化的小说观念空间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

20世纪 40年代 ,四川省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县各级组织纲要》 ,力图在社会基层建立各级“民意机构”。然而 ,由于未能充分发动广大基层民众来公正选举民意机构 ,而是以“公正士绅”来代表民意 ,并且着重把“民意机构”当作完成各种行政任务的工具 ,这就造成“民意机构”只代表地方士绅以及其他有产者的意志 ,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吏治腐败等问题上作用十分有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报纸广告研究——以《西京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为样本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报纸广告有一定繁荣。为给今天的报纸广告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以《西京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为样本,采用现代广告学原理,通过案例分析,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报纸广告的诉求类型,阐述其历史文化特色,认为其蕴涵着鲜明的时代风格与地域特色。

20世纪40年代批评视野中的穆旦

20世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穆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从4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后期,穆旦作为学院派青年诗人受到老一代诗人的重视,同时得到具有学院背景的青年批评家的积极评价。本阶段穆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世界现代诗歌传统的背景上以比较文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等方法对穆旦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评估,对穆旦的出现做出了及时的和积极的反应。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知识分子爱国情怀与学术研究的共同场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高涨。受此影响,中日两国在学术上也呈对抗之势,表现在从"九一八"至抗战前,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转而从事边疆学术研究,以反驳日本学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以期唤醒国人、政府的边疆意识和救国责任。抗战期间,东部大批高校、研究机构及知识分子等西迁,使中国边疆,不仅成为知识分子抒发爱国情怀的场域,也成为他们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构建本土化的边疆学术研究的场域。

论抗战时期作家迁徙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形成

抗战时期作家迁徙是四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宏观上看,四十年代作家迁徙使中国现代文学格局重新洗牌,催促了新的文学中心的产生。具体而言,由于作家迁徙,京沪文学中心逐渐沦陷,与此同时,在昆明、延安、重庆、桂林形成了新的文学中心。

话语与权力——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论话语特征分析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充满权力冲突的印迹,这种冲突体现了话语生产中的“名利场”逻辑,在深层次内被赋予较多的政治含义。在话语控制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不过是政治统治所巧妙体现出来的一种权力修辞学的游戏,文学理论是权力机制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符码化表现。不同文学观念及其对文学实践的解释,不过是为争夺话语控制权力而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思想表现。

20世纪40年代战争规范与制约下的文学论争

战争政治文化影响和制约了 2 0世纪 40年代发生的所有文学论争。其特点一是次数频繁 ,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建立 ,几乎从来没有间歇过 ;二是对抗激烈 ,文学论争往往寓含着不同的政治色彩 ,内在实质是不同政治思想、观念和势力的冲突和交锋 ,政治和战争取代文学本身 ,构成这些论争的核心并决定着论争的进程和方向。此外 ,战争政治局势的严峻也直接影响了 40年代文学论争的方式 ,政治化和情绪化是其最突出的形式特点。这些文学论争对

20世纪40年代女性作家的世俗化审美心态

特殊的战争背景使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作家产生了与和平时代不同的审美心态,这种心态主要表现为对战争的疏离和逃避,战争只成了作家创作中的人物活动的背景,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的特征。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女性作家的书写主要通过三种生存方式的展示,表现了她们对战争背景下人类基本生存的忧虑。

国民政府时期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论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当时落后的卫生事业现状,国民政府在医疗机构的设置、医事制度的建立和卫生意识的提升方面做出了努力,为推进中国卫生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十年代解放区讽刺文学运动兴衰考

四十年代解放区的讽刺文学运动,由盛及衰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兴起的原因是延安不足的现实存在、文艺园地的大量开辟、知识分子对圣地的完美想像、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广大读者的需要。然而民族与根据地危机的重压、政治家的干预、文人内部的分歧,三者的合力最终导致了这一运动的衰落。

《围城》与40年代海派小说

钱锺书《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产生于同一个语境,精神气质和艺术表现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但又明显不同:《围城》的自我定位介于新文学与海派文学之间,对海派文学传统有继承、改造,更有超越和提升。某种程度上讲,《围城》是对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的反写。

怀念路翎——一位文学的殉道者——论4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下路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路翎作为七月派重要的小说创作成员，追求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深入把握的主观战斗精神。将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中去，创作出一系列颇具独创性的现实主义作品。路翎从事创作的40年代是政治位居社会中心地位。政治话语代替一切话语的时代。路翎文学创作的独创性是以与主流文学疏离为代价的。这代价是惨重的，直接导致了后来路翎的悲剧命运和对其艺术生命的残酷扼杀。文章意从路翎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与4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分析人手，重现路翎当日独特、深远的艺术理想和执著的艺术追求。

20世纪30～40年代福建女性职业的发展与困境

近代以后，在“男女平等”旗帜的引导下，女性职业和职业平等权被提出，并在一定范围内被实践。至上世纪30～40年代，福建女性职业在人数上有了显著的提升，结构上也进一步拓宽。城市女性职业仍在前进，但也存在一些隐忧。乡村女性的职业，则由于各种原因遭遇失落。此时，政府部门开始向女性开放，但阻力重重。

四十年代冯至的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

上世纪四十年代是冯至创作的一个高峰。该时期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思辨的色彩,也表现了他对个体存在本位的坚持。与此同时,冯至开始更多地强调个体对外物的关情,更多地转向对现实与集体的关注。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在冯至四十年代的思想与创作中交锋,表面融合而实际背离,影响着冯至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的转向。从对冯至个体自觉与集体意识之间关系的分析,可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话语中个人主体性建立的需求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国族救亡、集体主义的复杂关系。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主潮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形态走向成熟的时期,该时期文学理论形态大体可分为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两大类型,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这个时期的理论主潮。

20世纪40年代甘宁青畜疫防治析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开发进入高潮,畜牧业作为该区传统优势产业,尤被政府各界所重视,遂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投资开发。为了防治流行畜疫,确保前后方耕牛役马的需求、促进西北农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政府农林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设立了畜牧兽医机构,专门致力于包括畜疫防治、防疫药品制造及人才培养等在内的诸多工作。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流行畜疫的肆虐,保护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充实了抗战期间国家的经济力量。但由于受战时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工作局限性亦所难免。

多重语境孕育出的“宁馨儿”——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审美风格成因初探

路翎20世纪40年代小说呈现出"悲""狂"审美风格,既源于路翎青年个性的影响,也带有"五四"鲁迅传统的印痕;既有时代风云浓墨重彩的,染,也有流派风格潜移默化的推动;既有西欧自由主义思潮的催生,也是俄苏爱国主义思潮的促成。多重文学语境的共同作用使小说呈现出既听命于时代又执着于个人,既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又坚守艺术阵地,既狂躁突兀又悲壮苍凉的特征。复杂特征的呈现使得路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种醒目的存在,留下了富有启示性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