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形态演变(1926-1946)

以1926年市政组织成立至1946年抗战胜利期间重庆在行政地位、市域范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城市发展为线索,基于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三个阶段:城市发展探索期、城市发展突进期、城市发展调整期的背景下,以小区域人文地理的视角及方法,研究重庆西郊沙磁地区的空间结构、区域定位、产业布局的演变与特征,指出沙磁地区在自主发展与疏散迁建的共同影响下,经历了单极主导—组团发展—区域融合的空间形态演变进程。在这段特殊的城市近代化中,沙磁地区受到山水格局、战争刺激、政治权力等因素的驱动,由传统场镇迅速转化为近代重庆的主要功能区与远郊发展的过渡区域,形成了现代沙磁地区的小组团的空间格局基础,空间形态的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小组团结构”的不均衡态势。研究以沙磁地区为典例,根据区域与城市的拓扑映射,再现近代重庆城市史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发展进程,旨在为重庆近代小区域研究的深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补充,并为今后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

再次统制:阎锡山对西北毛织厂的接管与复产(1945~1946)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政府抢先南京国民政府一步,迅速从日本手中接管了西北毛织厂,并留用了9名日籍职员和11名中国籍职员作为该厂的管理顾问和技术人才。接收之初,阎锡山提出了“先人后物”的策略,对厂内的人事、组织结构进行了安排与调整。除此之外,阎锡山还要求各厂快速复产,于是西北毛织厂通过改进技术和修购机器来解决原料和器材的问题,推动了生产能力的复原与提升。不到一年的时间,该厂的接管与复产工作顺利完成。

借力与合力——从民国报刊看1946年“梅程竞演”

梅兰芳和程砚秋在20世纪40年代的艺术交往中存在一个特别的现象:他们共同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艺术暂停期,又在1946年末至1947年初的上海打起了对台。他们之间是“交谊”还是“竞争”成为过往研究关注的核心。1946年的报刊对于对台戏的报道可以分为邀约(1946年9月末至10月初)、梅兰芳登台前(1946年10月)、演出开始后(1946年11月)、梅程对台格局已成(1946年11月末至12月初)等四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主题进行梳理,可以展示20世纪40年代梅兰芳与程砚秋在上海携手戏院带动京津等地的戏曲表演者,以借力与合力的方式,共同为京剧寻找出路这一历史事件。

温和上涨:1946年北平物价的走势与成因

研究和分析物价的变化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1945年8月后,抗日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由于战争破坏,经济形势一片混乱。本文根据相关文献从1946年北平物价指数、主要生活品月平均价格、其他生活费用价格等方面,研究了北平这一时段内的物价,发现其表现是温和上涨,并分析了其成因。

1946-49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

1946-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政策,企图大力吸收侨汇,加强对侨汇的控制,以巩固国民党政权,进行内战。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一方面改善自身的侨汇经营,一方面极力打击侨汇黑市以解决侨汇流失问题,对于侨批局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但是由于官营行局的先天不足,始终无法替代民间侨批局,加上为从事内战而开支巨额军费,导致全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侨汇大量进入黑市而无法控制,最终导致政策的失败。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 ,因此 ,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 ,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 :与“五五宪草”不同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民主宪政思想初探

民主宪政思想的实现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特定时期,在多年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人对自身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现代民主宪政已具备在中国发展的时机;而战后时局的相对稳定,以及百废待兴的局面,也给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地利环境;只是对民主宪政思想的实践方式,当时主要的三股力量存在不同诠释,因而人和之条件有赖于三者的共识。

1946年的政协宪政方案失败原因探析

1946年,参与政协会议的各方,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等,设计了一套旨在建立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的宪政方案。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同,但最后却失败了。各方对于政协决议一些具体问题的争执以及对于这些争执的误读,在实施政协决议时的次序错误,当国共双方出现重大分歧时中间性力量的分裂等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宪政方案的失败。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分歧与战争也是重要原因,但不在本文的分析之列。

1946～1948年间中国的走私贸易

本文分析了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间猖獗的走私贸易发生的原因、状况及影响。作者认为，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官商结合、美国势力介入、海关的力量不足与迅速腐化是走私发生的主要原因。参与走私的人物众多、方式多样、物品繁杂、地域广阔、数值巨大，是走私的基本状况。走私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民经济发展，加速了社会不合理的两极分化，败坏了社会风气。

1946年《中华民国公司法》的产生、特点及影响

1946年修订、颁布的《中华民国公司法》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最后一部公司法 ,与以前的公司法相比 ,其体例发生了较大变化 ,内容也更为丰富 ,这些变化部分纯为应时之作终遭淘汰 ,另一些则直接为台湾公司法所沿袭。

1946年圣诞节上海空难与天气预报服务

航空天气报告和航空天气预报是飞行正常和安全的重要保证。在民航重大飞行事故中，天气因素所占的比重相当大。上海龙华机场中航（中国航空公司的简称，下同）气象台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之日起到1949年暮春中航总公司撤离上海时为止的大约三年半中，由于航空天气预报失误而致中航飞机失事的情况还没有出现过。但是，因为驾驶员处理失当致航机在执行任务时，由于天气原因而遭致重大事故，却有多起。

试论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战后中国政治蓝图的设计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战后中国政治蓝图的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实现由训政过渡到宪政所作的分五步走的程序设计;二是对宪政时期所要实行的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制度设计.二者虽然在性质上既非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亦非国民党所谓的'三民主义',而是中间势力所一直向往和追求的改良的资本主义,但其在当时却满足了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普遍愿望,并成为了检验国共两党有无和平民主诚意的试金石.

1946—1948年河北疫情概况及致疫因素探析

1946—1948年,河北的疫情相对严重,霍乱、天花、脑膜炎、回归热、白喉、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都有发生。从环境因素、灾害因素、战争因素、难民因素、生活习俗因素等方面分析了致疫原因,为当前公共卫生问题提供借鉴。

1946年公自费留学考试在陕招考情况述略

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举办了年度公自费留学考试,并首次在陕西设置考点,由陕西省教育厅负责承办西安考点的一切考务工作。此举不但标志着陕西在全国教育资源分布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而且成为陕西留学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带给后世诸多的解读空间。

“鲁迅”在1946—1948

抗战结束到新中国建立四年间,风云突变、天地玄黄。民族命运的起伏莫测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的发展。由于鲁迅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不同的政治势力、社会力量纷纷将对其纪念的"言说",作为构建话语系统方式。论文查阅了1946—1948年间出版的近五十种刊物,以上海和北平为中心,讨论了不同的政治势力、社会力量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纪念鲁迅的文字是如何以"鲁迅"为符号回应急迫的现实政治或文化问题以及他们通过对鲁迅的再建构试图表达的意义。

战后东北时局演进和1946年政协会议的召开

重庆和谈后,国共达成了召开政协会议的一致意见,但由于东北时局的不断变化,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由试图以武力接收东北,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这使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难以妥善解决,并影响了时局发展和政协会议的召开。在美苏的斡旋下,国共达成停战协议,中共做出让步,同意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并接收东北大城市,使东北问题暂时得以缓解,政协会议能够顺利召开。

双向的印证——从现存吴冠中1946年留法答卷谈起

吴冠中早年从浙江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转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多位留法老师的影响下,立志要亲身去法国留学。1946年,他通过了教育部公费留法考试,既实现了去法国留学的梦想,同时也开启了他体认民族、发现故园,坚持中西绘画融合探索的创作之路。那份尘封60年的留法答卷不仅体现了吴冠中早年在画史、画理方面的知识素养与论述逻辑的扎实和谨严,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战后国民政府留学政策和考试的深刻目的和现实意图。

政治事件背后的法律较量——1946年较场口事件诉讼论略

各方政治力量围绕1946年重庆较场口事件展开的激烈较量,从舆论宣传、民众发动、集会示威、代表请愿,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到内战全面爆发的特定历史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坚持与角力。而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较量背后,当事各方还诉诸法律,移师法院进行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法律较量。厘清较场口事件诉讼的事实,不仅有助于还原当时民众法律生活的实然状态,也是1946年春季陪都重庆特殊政治生态环境的注脚。

1946:宪政的幻灭

194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宪法是旧中国制宪史上最后一部宪法,它秉承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的思 想,同时吸收国外宪政理念,这部宪法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它更多的是一种纸面上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