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中国观演建筑外部形态特征研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新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历史巨变。这其中,观演建筑作为承载这一时期群众生活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见证了其中的历史思潮发展,并直观体现在其外部形态特征上。该文拟通过文献查阅厘清全国观演建筑分布特征,并进一步从构图形式和风格特征两个方面对其外部形态特征展开研究,分析其不同形式背后的特定内涵与文化,既为当下建筑设计的多元化语境提供历史依据,也为相关部门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建筑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沉浸式剧场空间设计对红色文化的三重演绎——以重庆1949大剧院为例

本文以重庆1949大剧院为例,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方法,剖析了沉浸式剧场空间设计对红色文化的三重演绎。研究认为通过意在实现沉浸体验的空间设计,形成了对当代城市红色文化空间的拓展、对戏剧假定性的再造、以及对红色话语建构的效应,打破了传统戏剧表演的间离感,增强了观演互动,生动展现了剧本抽象的红色文化精神。重庆1949大剧院的空间设计实践为新传播与新技术条件下,红色主题演剧如何创新提供了实践案例。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宾馆类建筑立面特征研究

宾馆类建筑在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展现出对城市发展的适应性转变。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年—1976年)国内诞生的一批新式多层宾馆类建筑调研,从宾馆立面构图,细部特征等进行分析,挖掘宾馆类建筑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异性,探讨其在指导思想和政策背景的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时代实践特征。为国内宾馆类建筑的保护与价值提升提供理论研究基础,也有助于补充与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建筑文化的研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武汉历史建筑遗产刍议

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的历史建筑,无论是对现代城市的发展,还是对过去文化记忆的传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该文以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的历史建筑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实例,探寻建筑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尝试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背景下的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与保护的深入思考。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49-2012年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其成因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仍时有发生。1949-2012年发生较重水灾的年份有1950年、1954年、1956年、1957年、1963年、1974年、1975年、1991年、2003年、2007年,发生较重旱灾的年份有1959-1961年、1966-1967年、1976-1978年、1986-1988年、1991-1992年、1994年、2000-2001年。其间,水旱灾害呈现出水灾频次减弱而旱灾逐渐加剧、多水旱交替或连年发生、造成的损失巨大、与污染灾害叠加等特点。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产生及其多样化特点,系由气候变化、黄河夺淮长期影响等自然因素与不合理的水利兴修、农业垦殖活动以及水事纠纷的扩大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重勘历史“现场”——评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

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致力于通过研究报刊这一大众媒介,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发展过程。该书以深化“人”的研究、发掘“边缘”的意义、重构历史语境等方式来探寻这一时期文艺发展之新的可能性。此外,纵观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方法论的辩争,该书在史料的“释解”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对拓展新的研究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49—1976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深远影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在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全盘学习苏联”为基本方针,以工业现代化为起点,开始探索现代化之路。“五年计划”是党对于工业现代化探索的主线,1949—1976年我国共执行了4个“五年计划”,通过大力发展重工业,新中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对政治制度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进行了探索。在27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也遭受了严重挫折。27年的探索对改革开放后的接续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指明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后续的探索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音乐剧《春上海1949》——2020年度国际艺术基金巡演首轮与第二轮之比较

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推出了名为《春上海1949》的重大创业项目音乐剧。2023年,该剧在上海进行了两轮巡回演出。全剧以场景式切换的方式展开叙事,紧扣“春”的主题,分别为“春节”“春游”“春寒”“春雷”“春澜”“春光”6幕,聚焦于人物的内心情感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与第一轮演出相比,第二轮演出在剧本、角色设定、舞台表演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增强了剧情的流畅性和合理性。笔者在演出中参与了从最初的剧本阅读到幕后工作的整个过程。基于此,本文将从戏剧流畅性、角色合理性、台词合理性等方面对这部音乐剧进行全面探讨。

1949—1957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研究

1949至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完成了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生产体系。设计队伍迅速成长,以开国纪念瓷和建国瓷为代表的设计作品不仅技艺精湛,更蕴含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审美,展现了陶瓷设计的创新与融合。本文通过研究1949—1957年间景德镇陶瓷的设计精神,总结出“瓷映国辉,博采众长”和“设计为民,实用为美”的设计精神。并发现其在推动陶瓷产业结构转型、促进设计人才队伍建设及设计创新路径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期待能为现代陶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21世纪以来我国1949—1965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一套制度体系,以适应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的需要,最终在不断优化中产生了城市居民委员会。进入21世纪后,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显著成就,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文章把国内学界对1949—1965年城市居委会建立的原因、历史分期、第一个居委会所在地、居委会的性质与职能作为主要考察方面。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研究视角偏于宏观、研究局限于特定地区、横向研究不足及缺乏情景分析等问题并提出展望。

白洋淀水环境变迁及研究述评(1949-2017)

关于白洋淀水环境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49-2017年,白洋淀先后步入丰水期、枯水期和平水期。白洋淀水环境的研究一直坚持问题导向,关照现实,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与水资源丰枯相对应的特点,并逐年递增,但同时也存在研究内容分布不均、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的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将挖掘资料与整理文献相结合、聚焦问题与全面延展相结合、提升层次与加强深度相结合,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将白洋淀水环境问题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有苔藓采集记录的主要是欧洲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采集的主力,这期间中国人仅孔宪武和陈封怀在东北有苔藓采集记录;1949年以后,国人的采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通过对历史文献、标本信息的整理和考证,总结出了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历程,并对其中的主要采集人作了详细介绍。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东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概述(1937—1949)

“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在中国,“他传”是十分古老的一种文类。现代他传文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萌芽阶段(1840—1919)、发端阶段(1919—1929)、繁荣阶段(1929—1937)、分化阶段(1937—1949)。鉴于“分化阶段”(1937-1949)在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历程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从中国现代他传文分化之基本背景、书写之基本概况、创作之基本特征这三个层面,对1937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现代他传文发展之基本情况,予以概观,具有重要价值。

1949年以前香港苔藓植物采集与研究史

香港苔藓植物的采集与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百年间先后有英、美、德、法等国至少14人在中国香港采集过苔藓植物,分别是亚历山大(W. T. Alexander)、鲍林父子(J. Bowring&J. C. Bowring)、赖特(C. Wright)、汉斯(H. F. Hance)、维丘拉(M. Wichura)、拉本赫兹特父子(G. L. Rabenhorst&R. C. Rabenhorst)、迪杜兴(D. F. Didrichsen)、福特(C. Ford)、福里(U. J. Faurie)、赫克洛茨(G. A. C. Herklots)、克莱门斯(M. S. Clemens)、莱贝格(J. B. Leiberg)等。通过文献记录及馆藏标本整理,采自香港地区的藓类植物有108种、苔类植物有2种,修订后藓类植物27科47属77种、苔类植物2科2属1种,标本大多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标本馆中。中国人在香港地区采集标本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年(A. Nin)、曾怀德(W. T. Tsang)、冯钦(H. Fung)和谭英华(Y. W. Taam)4位中国植物采集者先后在香港地区采集过藓类植物24种,修订后13科14属22种,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标本馆(UBC)中。

武汉高校苏式建筑形式与艺术研究初探(1949—1976)

要作为新中国的首批八大重点工业城市之一,武汉受到建国初期苏联援华的持续性影响,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诞生了一批重要的高校苏式建筑,见证了中苏建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该文通过归纳这批武汉高校苏式建筑的类型,分析其在思潮背景、形式内涵、装饰细部等方面的特点,加深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建筑文化认识,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建筑设计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