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李源澄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与发展——以《经学通论》为中心

《经学通论》是李源澄最重要的经学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继承廖平"今古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李源澄通过定位经学的性质、划分经学的范围、明确经学的正路、区分"经"与"经说",使经学史上的"今古之争"问题进一步明晰。

京都赋引《诗》用《诗》的经学色彩

辞赋作品引《诗》用《诗》之风源于两汉经学与文学互动,即使在经学衰微的魏晋时代此风仍然不减。不同风格的辞赋作品对《诗》的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有着异彩纷呈的发挥,而京都赋题材的作品对《诗经》文辞的称引和化用则呈现出特殊的光芒。

王国维与“仓圣明智大学”及其《经学概论》——《王国维新传》片断

王国维“丙辰归国”,是再创他后半生学术辉煌的新起点。作者从相关史料、王国维书信及其他遗稿 ,确证他归国后曾任“仓圣明智大学”的“经学教授”,并拟写了“以‘旧’名于天下”的“大学章程序”;而《经学概论》,则是他作为“新经学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 。

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以清末民初时期、民国时期至建国之前、建国以后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儒家典籍翻译为研究对象,研究近代儒家典籍翻译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历程及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历程,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着重从译介源头、译者身份及翻译动机、翻译选择及翻译策略、翻译的影响和效力等方面进行梳理、对比和分析,探究其译介的特征及其成因,从而揭示以翻译为载体的思想传播在本质上就是文化间的碰撞、调和至互融、重生的过程。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