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主题发覆

要准确把握《孔雀东南飞》的主题,须突破成见,还原其语境,发掘其物象的深层意蕴,从文学本体审美的角度去观照它。由此不难发现,其主题大抵是作者劝诫人们要从焦刘悲剧中吸取教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保障婚姻、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

《孔雀东南飞》“兰芝”姓氏再论

对于《孔雀东南飞》中的"说有兰家女",历来解诗者做了种种解释,岐说纷纭,惟俞平伯指明"兰家女"即兰芝,姓兰名芝。该诗在《玉台新咏》收录之前即经过了较长时间、较广地域的流传,其本事早已湮灭,不可一一详知。《玉台新咏》收录时其序文指诗中女主人公为"刘氏",与诗意不合,不可信从。从兰姓来历、该诗传播与接受、文本细读等方面论证,《孔雀东南飞》之女主人公"兰芝"姓兰名芝无疑。

《孔雀东南飞》的心理学解读

长期以来,《孔雀东南飞》一诗的主题被确定为反对封建礼教,作为礼教化身的焦母,不断受到现当代读者的批判。但是从该诗文本的情理关系出发,重新考察刘兰芝与焦仲卿悲剧命运,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讲,她对儿子那种特殊的感情是本故事最隐蔽而又最真实的动因。因而这首诗实际上反映了伦理与爱情的纠葛,其震撼人心的地方正在于此。

论“五四”话剧戏剧冲突的内化——以两部《孔雀东南飞》话剧为考察对象

在"五四"话剧的戏剧美学发展历程中,戏剧冲突由外化向内化的转变是其一个明显的特征。以1920年代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合编的《孔雀东南飞》话剧与作家袁昌英创作的《孔雀东南飞》话剧为代表,分别在戏剧冲突的发生契机、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以及戏剧冲突的爆发环节三个层面上体现出这种由外转内的审美转变。这是"五四"话剧由强调二元对立的人与社会矛盾向探索人类复杂的内心矛盾的转变,是"五四"启蒙视角的拓展与对"人"在认识上的深化。

《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实践——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种悲剧性创作实践,精心营造了一场围绕焦仲卿与刘兰芝之间而展开的爱情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则从理论上对悲剧进行了深入探究。以《诗学》的悲剧理论为基点,对《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实践进行剖析,既有助于挖掘《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内涵,又有利于检验《诗学》悲剧理论的普适性和合理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古典悲剧研究的言说立场。

《孔雀东南飞》悲剧主题中的伦理悖论

作为"乐府双璧"之一,古诗《孔雀东南飞》为世人展示了一场追求婚姻自由而不能得到的爱情悲剧,表现了个人情感与封建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通过探讨《孔雀东南飞》的文化内涵,来揭示封建伦理道德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孔雀东南飞》里的偏义复词

余冠英注意到《孔雀东南飞》里有5个偏义复词,基于此又认定了7个,并对他的结论作了补充。其结论有助于读者对《孔雀东南飞》的理解。

就姑舅的社会角色谈《孔雀东南飞》焦母恋子情结

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有着"恋子情结"这一观点,论据不足,且焦父已死这一持论者坚信的铁案,也没有必然的证据。根据古代礼俗,依据散伯车父铭文等文献资料,母妣在子男娶妻一事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与地位。因此,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的"焦母遣妇"与"焦父缺位",都是履行其角色义务,前者施行威权,后者出于回避。

“孔雀东南飞”中“东南”之义辨析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首民间长篇叙事诗,自古以来对"孔雀东南飞"的讨论颇多,受到佛教思想、凤凰文化和以阴阳五行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影响,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来解释"东南"二字,意义更为贴切,也表明孔雀"东南"飞是焦刘二人对自主婚姻爱情的美好愿望。

汉代妇女婚姻家庭法律地位探析

以法律的视角解读文学,透过文学作品探寻法律制度并得出结论是法学研究独辟蹊径的方法。本文通过对《孔雀东南飞》的法律解读,发现封建社会早期的汉代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不同于我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妇女法律地位,颇具自身特点,表现在:家庭关系中享有部分平等权利;婚姻关系中有较大的自主权;社会对妇女再婚保有较多的宽容。

长诗《孔雀东南飞》与潜山之缘

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与安徽潜山之缘最深:诗序中的汉末庐江郡治即今潜山县;明代以后又出现了以“小吏”港为代表与此诗内容相关的地名和故事传说。

试论《孔雀东南飞》的历史演变与升华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显示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每首乐府诗表现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孔雀东南飞》作为汉乐府中最长的叙述诗,它由民间传说发展演变,经历漫长过程,被乐府收录,最终进入文人的作品集。正是演变、升华的过程,成就这首诗的历史地位——它被誉为汉乐府"双壁"之一。《孔雀东南飞》由民间文学形式到乐府诗是一种华丽的转身。

用社会历史研究法解读《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形象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历来为人们所贬斥,焦母作为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反面角色,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文章试图用社会历史研究法联系那个时代的历史事实,重新解读焦母形象,造成焦仲卿、刘兰芝婚姻悲剧的元凶不是焦母,而是诗歌中所提及的太守。

汉代婚俗的一面镜子:《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孔雀东南飞》作为乐府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它像一面镜子,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使我们从中能看到汉代社会的风俗民情。本文主要通过焦母遣归刘兰芝,县令、太守家的求婚以及太守家的迎娶过程来透析汉代社会遣归习俗、再婚观念与迎娶礼仪等婚姻风俗。

《孔雀东南飞》文本演变考略

研究证明,《孔雀东南飞》的文本并非一次形成,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从《古艳歌》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间应出现过若干过渡性文本。其基本文本的成型,很有可能在建安之前。从基本成型到被收入《玉台新咏》,流传过程中又被传播者加入了若干后世的成分。对其文本演变过程的梳理和演变原因的探索,可以使长期困惑人们的若干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

符号学视角下《孔雀东南飞》的语义建构与叙事美学

普通符号学作为一门文学分析方法论由来已久,对于深入了解某一作品的叙事组织和语义建构具有良好的揭示作用。格雷马斯普通符号学理论源于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的语言学,对于语篇的叙事、模态、语义及情感等方面都有所涉及。本文选取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作为分析对象,该文叙事严谨,结构连贯,语义丰富,是很好的符号学分析材料。本文着重关注这首长篇叙事诗歌中语义是如何建构的,及其在叙事美学方面的意义。

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改编看现代自我建构

历史上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本是一首爱情叙事诗,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曾先后七次被改编。呼应着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主题,从1917年欧阳予倩的京剧本到1935年季剑的五幕话剧,屡次的改编本都在借古人衣冠复活现代魂灵,凸显现代人在面对"爱的理想"和"家"这一有形牢笼或无形困境时的永恒挣扎,以及在妥协和反抗中现代自我觉醒的艰难。

古代叙事作品的想象空间及其成因的研究

古代叙事作品中的想象空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作品本身的跳跃性和留白;第二层次是作品撰写时认定故事情节为合理的社会环境和受众心理;第三层次是后世选择何种文本进行改编以及如何改编才能使其符合改编者预期的深层思考。以"赵氏孤儿"、"重耳之亡"、"孔雀东南飞"三个故事为例,将想象空间的出现总结为客观原因有三:原始资料的制约、叙事作品追求简洁、叙事作品片段的遗失,主观原因有三:叙事者有意回避、不同文本记载的差异性、叙事者的揆情度理。

再读《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诗记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其语言平易易懂,思想价值复杂深刻,历代研究者曾多次对此作品进行解读。本文从悲剧成因、作品主题、思想价值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再解读。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句新解

关于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首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含义和用法,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是"用《艳歌何尝行》语,兴彼此顾恋之情"。研究针对这种观点的疑点,结合《古艳歌》《中妇织流黄》等诗,提出了不同看法。观点有二:其一,此二句的直接来源是《古艳歌》,而非《双白鹄》《艳歌何尝行》等乐府诗歌;其二,"孔雀东南飞"所兴之原始意义并非"顾恋之情",而是表达了与季节变化、织衣等有关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