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间转向:关于空间形式、空间批评与地理批评的概述

空间形式几乎是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共有的文学经验与文学阐释的重要方面。空间首先是一个物理的观念,极早成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内容。欧洲物理学、哲学、形而上学关于空间及其属性的争论持续了2000多年。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空间形式、空间批评、空间转向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人文观念。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提出了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空间批评发生于1950-1980年代,巴什拉尔、勒菲弗尔、福柯、詹明信、曼德尔、哈维等从人文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等角度越来越多地关注了空间理论。“空间转向”发生于1990年前后。21世纪初期,其革新的学者范式及其方法迅速从人文地理学扩展/散播到哲学、文学、艺术研究诸领域。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1931年黎锦明、徐霞村文学论争钩沉

1931年,黎锦明发表于《北平晨报》上的歌德纪念文章招致了匿名差评,黎锦明怀疑此事系徐霞村所为,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创作”和“学术水平”的公开信论争。随着矛盾激化,论争主题由文学理念分歧转向对彼此的人身攻击。此次论争经过舆论发酵引发了不同阶层读者的关注与互动,同时也对双方的文学取向造成了深远影响。黎、徐论争的始末勾勒出近代中国“文学表达”与“报刊公开信”之间的互动图式,呈现了一个“作者、编者、读者”的报刊文学生态系统。

追索“感情的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论知识生成的一种路径——以姜亮夫《文学概论讲述》为例

姜亮夫在1930—1933年出版的《文学概论讲述》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早期教材的代表之一,集中体现了通过追索“感情的本来面目”来转化传统文论资源和生成现代文论知识这一路径。在这本教材中,姜亮夫明确了“性”与“情”的分野,使“情感”这一理论术语更具本土内涵和时代特色,并以此为基础,从主观因素和可感形式角度探讨传统经典中“感情的本来面目”。而后,姜亮夫以追索文学情感的本质为由,关注传统文体中的“民间源头”与“南方属性”,尝试进行文学传统的“再发明”,促进新的文学知识的生成。这种将“古典文学经验”转化为“现代知性形式”的做法,有利于激活本民族文学传统,帮助建设文学理论学科。

空间叙事下的《徐霞客游记》文学制图可视化初探——以滇中地区景观资源为例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将古籍经典以更简便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变得至关重要,在传承与发扬的同时也能构建现代化的数字资源。《徐霞客游记》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散文游记,以其中《滇游日记》的滇中地区的景观资源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Google Earth Pro及GIS构建出徐霞客在滇中地区的游踪数据库;其次结合空间叙事理论,以文学制图的形式得出所有游踪点位的密集程度、游览线路、游踪类型以及游踪地的人文、自然风貌。通过将《徐霞客游记》中的滇中地区景观资源进行可视化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保存《徐霞客游记》,为后续构建徐霞客之路、徐霞客文化旅游区等提供思路。

文艺复兴与中国气派:20世纪“民族形式”话语的源起与旨归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在救亡、启蒙与复兴的三重视野下言说中国问题的愿望。与胡适等人“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相对应,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文艺界以“新启蒙运动”“第三次文学革命”“无产阶级文艺复兴”“民族形式”等多重话语,重估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文艺大众化运动,构筑了现代中国民族文艺复兴的复线结构。作为“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之一,“民族形式”讨论提供了政治话语、大众话语与知识者话语共同发声、彼此交锋的空间。借助语言运动与民族形式创造的相互促进,“民族形式”讨论把大众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在反思欧化文艺的基础上,吸纳多重传统形式源泉,促进了中国文化“转换性创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开辟了文艺革命化与中国化有机结合的道路。

徐复观的文艺阐释学思想

作为新儒家学派代表,徐复观以儒道思想为根基,结合中国古典阐释学实践经验,引入西方话语理论,立足于中国古典诗歌和绘画等艺术作品,形成了独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阐释学思想。他提出,对文艺作品的阐释要以“追体验”的方式实现阐释主客体之间艺术精神的融通契合。他还运用“心斋坐忘”与“共许”等概念解决了阐释过程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和强制阐释等难题。他的辩证的阐释学方法论,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开拓了新的思路和境界。

人工智能浪潮下电影文体创新的契机与空间

近年来,人工智能(AI)的迅猛发展在引发电影行业整体性焦虑的同时,也带来历史性变革的契机。随着生成式多模态AI的快速迭代升级,科技影像越来越贴合人类脑海中的奇幻想象。人工智能卓越的联想力令我们惊叹,但它并不具有人类日常意义上的意识、心灵和灵魂等。而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电影往往容易落入奇观消费陷阱,空有炫目的视觉景致而缺乏生命题旨、象征意义、文化指涉。超越人工智能,需要新电影文体加载情感唤起和对生命意义的求索,立足人文和人类的因果、情感逻辑来建构视觉影像。在后科技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电影文体的革命性创制已迫在眉睫,当代日记体、戏中戏体、命名章节体等民族电影文体的出现加速了国产电影的整饬化。运用人工智能,要规避隐含的偏见、刻板印象、种族歧视等内容输出,以主体性坚守中华美学追求与民族气韵,圆润映射创作主旨,以寻求后科技时代电影精神的再造。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文化基因——以徐则臣《北上》为例

作为从小生长在水边的当代作家,徐则臣自20世纪末就开始创作有关运河的作品。他用20余年的时间欣赏运河、感受运河,最终凭借《北上》这部作品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70后”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新时代下,中国当代文学已进入全球化语境,受世界瞩目。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基因是什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中的文化使命是什么,都值得我们深思。《北上》是徐则臣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其以程裕祯对文化分层理论为依据,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基因,并进一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中文化基因的使命,力图为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提供思路。

论许钦文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许钦文作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疾病书写,包括由暴力引起的身体疾病和疯癫形式的精神疾病。这些对疾病的书写背后承载着作家对社会、文化的沉思和批判。同时许钦文对疾病的书写来自于其深刻的疾病体验和以文救人的文艺观。

网络小说故事空间形态的文学生态性

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网络小说是一种空间性文本,主要建构了拟现实态空间和超现实态空间。拟现实态空间主要指网络小说中以乡村和城市为主的空间形态,其中又分为内向型小空间和外向型跨域大空间两种形态。而超现实态空间主要表现为网络玄幻小说的“阶梯式空间”、网络盗墓小说的“积木式空间”和网络穿越小说(网络同人小说)的“缺口式空间”。各类空间形态构成了不同的文本形式和审美特征。网络小说的空间形态具有文学生态性,一是内在性地推动了网络类型小说的发展,二是体现为文学的一种空间现代性面孔。深入探究网络小说的故事空间形态,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文学大陆。

从传播视角观察陆机《文赋》的经典性

陆机《文赋》较早阐述了文学创作论,而其所论言意关系、“诗缘情而绮靡”等,已溢出文论范畴,深度介入书画论领域,被历代学者、书家奉为典范,从而在翰林墨苑广泛传播。立足于传播来看,可发现《文赋》的经典价值不止于说理切中关要或创制规范,也在其所论关要、所创规范具有跨领域的统摄性和话题性,后人读之不已、思之不已,遂论之不已、书之不已,遂基于文本形成跨媒介传播现象,不断增益其经典内涵。

数字人文视域下报刊文学翻译研究现状回顾与反思

本研究对报刊连载文学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及其对报刊翻译领域开发的多元面向,着重指出了连载文学翻译研究的不足及其局限性。基于这一现状,本文继而探讨了20世纪中叶人文学科多领域出现的数字人文转向,并指出21世纪之交兴起的期刊学将为翻译学带来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启发。由此提出了,连载文学翻译研究,特别是早期中文报刊连载文学翻译研究,可以如何利用数字人文趋势,有哪些可以采用的多元方法与工具。

《文心雕龙》“金相”三句译释辩证

《文心雕龙》共有三个“金相”句,分别是《辨骚》篇中的“金相玉质”与“金相玉式”,以及《书记》篇中的“既驰金相”。由于《毛传》将《诗经·大雅·棫朴》“金玉其相”中的“相”释为“质也”,所以绝大多数译注者受其影响,忽略了《辨骚》篇的论证语境,也将其中两个“相”字解释为“质地”之类;但对于《书记》篇“金相”句中的“相”字,他们却又转而释为相反意义上的“形式”“文采”“辞藻”之类。事实上,《毛传》解释“相”字的合理性尚待考证,而《文心雕龙》中这三个“相”字也并不必然与之互文用同,从它们各自的论证语境看,其意义具有同一性,但不宜释为“质地”之类,宜皆释为“形式”“文采”“辞藻”之类,这也符合刘勰对《楚辞》与“书记”类作品的整体认知和判断。

形式如何成为媒介——重审伊格尔顿形式批评

在《如何读诗》中,伊格尔顿提出以形式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在其视域下,形式既有足以搭建“对话空间”的丰富性,又有意义的可预想性。意义的可预想性也即效果的确定性,据此可以建立形式与媒介间的有机联系,以新视角重审形式范畴及形式批评。但这一新视角在伊格尔顿语境下尚显依据不足。因为文学文本在诉诸逻辑的同时,又以感知性经验为体验中心;并且,伊格尔顿以意义的社会建构性为论据,这一论据基于“文化史”的宏观视角,在文学文本的微观与内在层面并不充分,故此,有机联系在其语境下只能部分成立。为修正上述缺陷,必须结合“阐释学”以及“数字人文”等语境来对之作补充,从而提供从媒介视角来重审文学形式、重建形式批评传统的新可能。

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以《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为例证的思考

王跃文《家山》、熊育群《金墟》、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皆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的硕果。对这三部作品,可以从新时代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的融合、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小说文体的兼容并包、乡土书写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等方面作出集中探究与考察。这对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对于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A Study on Xu Yuanchong's Translated Poem on the He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Beauties

Mr Xu Yuanchong puts forward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three beauties" which defines that poetry translation should reproduce the sense beauty, sound beauty and form beauty of original poetry. This thesis analyzes Mr Xu's translated work on the Height from "three beauties" theory and explains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three beauties in his translation work.

《周易》的三种文学形态——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学精神转换

传世《周易》由三个不同时代的文献构成,即殷商时代的《易经》古歌、“殷周之变”以后的西周《易经》筮辞和属于“周秦之变”的战国《易传》文本。这是中国轴心时代观念转换的体现。与此相应,《周易》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学形态,表现了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学精神:《易经》古歌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商朝末世社会各界悲苦的文学精神;《易经》筮辞以散文的形式,表现了西周初期宗族贵族忧患的文学精神;《易传》则以韵文和散文的形式,表现了战国时期知识精英恢宏的文学精神。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法显传》与行传体的创立

记载晋唐僧人西域南海巡礼求法的旅行传记专书,以成书于东晋末的《法显传》年代最早,文体最端正。其在文学上的主要功绩,在于行传体的创立和纪行之书六朝范式的确立。自从有了《法显传》,后出诸书就纷纷仿效,直到北宋初,旅行传记仍代有作者,而其最早的文体源头,即是东晋高僧法显的《法显传》。此书乃纪行之书,所用行传体属古行记系列,对此书这两个方面意义的揭示,自然也离不开古行记的文体史研究和辨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