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正义下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困境及纾解进路

数字正义是现代司法正义体系下拓展的新追求。数字正义与司法人工智能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数字正义是司法人工智能的价值目标,司法人工智能是数字正义的实践载体。此逻辑关系基础上的司法人工智能适用要充分发挥数字正义本身的理论指导效能,就必须对其在适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主体地位弱化、行为内容侵扰及责任追究阻滞的困境予以分析并解决。立足发展实际,数字正义下司法人工智能适用的纾解进路可以从回归司法主体价值、优化司法内容机制、完善司法责任监督几方面着手,以期实现数字正义下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技术应用的和谐转型。

大数据预测功能在“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应用

预测功能作为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司法领域逐步彰显出其深远影响。目前,国内法学研究对大数据预测功能关注逐步加强,对于预测功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及其重要意义的探讨还有待深入,对其可能带来的挑战重视不够。针对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应着重从加强预测功能的实际应用,确保基础数据全面性与合理性,确保算法的合理性,提高预测透明度,正确处理案件特殊性等方面探索解决路径。

智慧法院视野下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价值、定位及风险防控

智慧法院建设是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人工智能技术在诉讼服务和司法裁判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司法审判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刑事审判中,人工智能可以配合量刑规范化改革,辅助法官量刑,提高司法效率。但人工智能自身存在的算法所需数据提取的困难、潜在的算法歧视和偏见以及算法缺乏透明度等潜在风险,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数据库、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算法司法审查制度、构建完备的算法监管与公开机制等路径加以规避和应对,以确保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安全、有序的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在审判中的应用

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灾难,甚至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人反而成为被迫适应技术要求的工具,司法人工智能在审判中的滥用也会造成上述问题进而损害正义。针对司法人工智能在审判中的三方面应用,文章认为只有审判信息数据化具有价值,文书制作智能化则用处不大,而辅助裁判功能则毫无用处。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对法院工作的正面意义仍然是难以估量的,文章最后给出了人工智能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法官对其应用所应持有的正确态度,提出要以制度创新为切入点,结合技术设计、加强监管和价值引导等措施进行综合施策,让司法人工智能在审判规律和伦理限度的范围内使用。

强人工智能体审判主体地位的困境检视与有限确立——兼论二元化主体模型构建

当前人工智能主要以“辅助”的功能应用于司法审判当中,有效保障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独立性、中立性以及对案件的专业把握。但也应当思考,当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若赋予强人工智能体法官主体地位,凸显其独立审判地位能确实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审判效率。新的问题随之衍生,主要表现在伦理上难以得到当事人与社会公众认可,技术上难以保正强人工智能“法官”的裁决兼具情理,并且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协调人类法官与人工智能“法官”的关系。故而,通过构造二元化主体模型,确认强人工智能体“类法官”地位,赋予其有限的审判权力,协调人类法官与强人工智能“法官”关系,既能明确如何确定强人工智能体的审判主体地位,同时能回避突出矛盾,进而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目标向实现进一步迈进。

法律的再生:人工智能时代的凤凰涅槃

人工智能的全面崛起对传统的法律职业、责任主体、因果关系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进而引发了令人瞩目的"法律死亡论"。然而,弱人工智能缺乏"意志能力",无法被视为法律主体看待。而深度学习基础所依赖的相关关系的探寻亦无法替代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重要作用,无法动摇传统法律体系的根基。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定位始终在于"辅助"和"完善",而非"主导"和"替代"。借助人工智能,传统法律职业中大量低效工作所消耗的生命力将得到解放,法律中的因果关系、"理性人"模型等传统体系要件将进一步实现精细化。同时,法律也会借由人工智能之手完善相对的公平化。法律并不会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刺激下经历"死亡",反而会借助智能时代完成自我革新,是为"法律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