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

文章从内生增长理论视角出发,在线性内生增长AK模型的基础上,将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简化为资本边际产出率、储蓄-投资转换率和储蓄率,进而结合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以及中国2011—2015年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和上述变量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上述变量均能产生正向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一个一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

本文提出一个一般的资本驱动型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 ,它是对Uzawa和Lucas的模型的一个改进 .通过此模型 ,我们发现经济在最一般的情况时将会出现停滞状态 。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论述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此理论应用于中国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时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内生的AK增长模型对该理论进行了阐述,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发展相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差异,当两者协调发展时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金融发展快于实体经济发展时可能抑制经济增长,这种负面效应主要是因为快速增加的信贷带来了资本形成率的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动态投资研究

信贷市场上借款人(企业)和贷款人常存在信息不对称,其源于企业比贷款人有信息优势。假设AK增长类型企业采用担保换股权模式获取外部融资,本文试图揭示信息不对称下企业的动态投资决策。通过分析借款者和担保公司的Nash均衡问题,得出信息对称和不对称下所有未定权益的定价。研究发现:(1)信息对称下,好企业相对于差企业仅需较少的初始资本即可进入市场,支付的担保成本较低,企业投资额、股权价值和市场进入价值更大。(2)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削弱了好企业的价值,企业投资额度增加以抵御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在分离均衡中,好企业通过更低的初始资本量来传递其良好的生产率特征信号,而在混同均衡中,初始资本量介于对称信息下好坏企业初始资本量之间。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担保公司制定担保成本细则,为中小企业进入市场选择进行信号博弈提供了理论和实际指导。

东亚国家经济内生成长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探讨内生成长模型理论,试图对东亚国家经济体系长期的经济成长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发现:从东亚国家成长率的时间序列分析检验结果看来,基本没有一个国家有如内生成长理论所强调的有恒久性变动现象,甚至可以说没有;另外在实质资本投资率方面,其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除了缅甸以外,其它11个国家在实质资本投资率上,皆呈现统计上显著增长。结果表明AK-style模型对于东亚快速发展地区背后长期经济成长的力量来源无法提供良好的预测。

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探讨

文章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现状的分析,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探讨了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利用统计软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的结论。因此,我国应当加大股票市场的改革力度,为推动经济增长扫清障碍,充分发挥股票市场功能,积极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最优公共债务规模——基于一个拓展的AK模型的分析

根据一个拓展的AK模型,理论上可以得出一个最优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值,且这一比值取决于一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公共资本来源于税收的比重、公共债务转化为公共资本的比重以及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四大因素。我国整体公共债务规模还未触及债务阀值,还存在一定的举债空间,但是,个别地区的公共债务水平已值得警惕,并要紧急"刹车"了。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设定:1952—1998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吗 ?如果能 ,那么哪类经济增长理论能比较好地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呢 ?围绕这些问题 ,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在实证上 ,本文采用Jones( 1 995)实证检验新增长理论的方法 ,针对各类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特征 ,实证分析了 1 952— 1 99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结果发现这些典型事实明显地拒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 ,相对而言 ,比较支持AK类型增长理论。另外 ,我们还发现以综合要素生产率测量的技术进步 ,不是我国1 952—1 998年间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理论上 ,本文从“边干边学”的角度 ,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证明了其本身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同时回答了为什么AK类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由于其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导致稳态增长率也是外生的,因此回避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解释。技术内生增长模型使得稳态增长率内生,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解释提供了基础。本文利用简单的AK增长模型讨论了将制度做为外生因素引入增长模型的可能。文中讨论两种典型情况:一是通过研究增长模型结构参数背后的制度因素,间接地确定制度对增长率的影响;二是通过将政府行为引入到增长模型中来体现制度因素对增长率的影响。虽然将制度视为外生因素的研究方法有着局限性,但是仍然可以丰富增长理论的结论,体现出制度因素对长期经济率的影响。

外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自2009年希腊等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政府债务风险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依据AK模型的推演得知,外债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应满足:Q/RL>as,通过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债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外债对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存在正向作用,但是作用很小。政府未来的政策应该要更倾向于引导外债转向投资领域,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外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内生还是外生型

现有文献或使用新古典模型或用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增长,鲜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究竟适用于何种分析框架进行探讨。根据前者,主要依赖投资拉动和后发优势的高速增长基本结束;根据后者,转向新常态一说不再成立。本文将2008年之后的经济调整纳入考察范围,利用更适用于中国小样本和单整阶数不一致情况的分布滞后自回归界限检验法,并控制影响资本回报的其他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新古典特征,2008年后,中国经济趋向低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一结论与为数不多的现有文献结论恰好相反。2008年之前,中国资本回报率未随投资大幅增加而下降源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抵消作用。

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数理描述

本文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重新阐释了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本文分析表明,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是一个AK模型,这一点是以几何图示给出的刘易斯模型所无法揭示的。另外,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形成的微观机制上的AK类型的持续增长,也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