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ondition and Path of the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Y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E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China,the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Yuan is accelera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the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Yuan in ASEAN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points out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the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Yuan in ASEAN — with Singapore,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being the pilot countries and realizing regionalization of China Yuan in ASEAN gradually.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选择——从东约(SEATO)到东盟(ASEAN)

受冷战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经历了由外源型向内生型的方式转换。外来因素不仅塑造了东南亚区域主义基本样式,决定了区域合作的性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在众多的外部因素中,域外大国,尤其是西方阵营的主导性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发挥着关键作用。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也经历了由积极介入、强力主导到施加间接影响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对东约(SEATO)和东盟(ASEAN)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区域合作组织采取不同的政策。本文即选取这两个区域组织为案例,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不同类型的区域组织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和政策实施效果。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逻辑和实践

东南亚是俄罗斯“向东转”政策的目标区域之一,也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重建“另一个西方力量”的重要区域。俄罗斯给予东南亚国家军事技术和能源支持,重塑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形象,并通过建构集体身份和多极化国际体系逻辑,凸显其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东南亚国家提升国际地位、扩大话语权的需求,以及在大国竞争中采取实用主义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策略,则为俄罗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提供了条件。但身份同一性不足、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经济实力较弱、营商环境欠佳等多种不利因素使俄罗斯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全面合作。

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的塑造与挑战

当前,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手段介入亚洲区域价值链重构,试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依托日韩盟友与链接东盟国家的战略价值链,其本质上延续了里卡多式增长模式。在美国战略价值链塑造中,东盟将是美国战略布局中取代中国的关键角色。而在大国博弈争夺价值链主导权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的塑造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下中国的区域中心地位,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塑造亚洲发展与繁荣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亚洲区域经济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壁垒,未来迈向熊彼得式增长的关键一步。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与东盟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合作基础,中国与东盟在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中链接日趋紧密,推动了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地位提升与影响力扩大。但不可忽视的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美国战略价值链构建、中国在“双向挤压”下转型升级等系列挑战,也将影响未来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的塑造。由此,中国与东盟必须通过紧密合作,寻找符合新一代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推进路径,通过产业链链接和关键技术领域合作实现突破,进而塑造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合作的熊彼得式增长,以应对共同的地缘政治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助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必然选择,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在国际上积极建立朋友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充分发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和实施,为促进中国东盟地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与东盟在经贸往来、投资合作、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为中国东盟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注入更多新的活力,孕育新动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中国—东盟教育共同体视域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及其未来发展进路

中国—东盟教育共同体的建立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现阶段应聚焦国际中文教育在国家战略、区域发展、事业发展以及个人能力发展等方面的时代要求,总结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事业中的政策制定及其阶段性特征,在宏观层面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策治理体系,为中观层面的政策实施提供机制保障。同时,从微观层面着眼于教育合作的多方参与者,关注参与人员的规模、交流活动的成效以及教育发展的态势等。未来,还应从完善语言治理体系、构建项目合作集群、探索师资队伍建设、着力立体化人才培养、加强数智战略对接等方面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共同体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

2001–2020年中国广西及东盟区域1 km分辨率降尺度月度降水数据集

中国广西及东盟区域位于亚洲东南部,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洪涝灾害频发,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活动,高分辨率、高精度降水资料可有效支撑区域水资源、农业、灾害及生态等管理和研究。本研究以2001–2020年全球降水观测计划降水数据(GPM IMERG)为因变量,结合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增强植被指数(EVI)、地表蒸散发(ET)、地表温度(LST)、先进星载热发射和反射辐射仪(ASTER)海拔(ELV)等解释变量,引入考虑变量随地理环境影响变化的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构建空间分辨率为10 km的年尺度模型,经过测试选取验证精度良好的指数核函数。通过回代,基于空间分辨率为1 km的解释变量,构建了2001–2020年中国广西及东盟区域1 km年度降水数据集,并进一步采用比例指数法获得研究区2001–2020年1 km月度降水数据集。采用2001–2020年2679个地面观测站点数据对降尺度数据集进行验证,相关系数、均方根误差和偏差分别为0.792、74.610mm、-0.122%。本数据集能够有效反映1 km分辨率下的降水时空分布及其差异性,可广泛应用于水资源、农业、生态环境、灾害模拟等研究领域。

RCEP背景下广西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广西是对接中国和东盟的“桥头堡”,同时东盟国家也是广西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的最重要贸易对象,RCEP背景下,东盟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潜力愈发巨大。基于此,广西的跨境电子商务在新的营商环境中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广西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子商务存在部分RCEP成员电商普及程度较低,区域内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交易规则参差不齐、物流体系不完善、交易支付体系未对接、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因此,本文建议从加强区域内深度合作、整合成熟电商平台资源、优化物流网络体系、完善交易支付体系、培养新型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及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促进广西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子商务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的实践:发展历程、经验教训与未来展望

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参与学习期、主动有为期和积极影响期三个阶段。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创了区域治理的新模式、推动了区域合作格局的调整和促进区域合作,以及催生了新的国际机制等方面。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坚持本国利益诉求与区域稳定发展相统一,谋求地区和平发展与参与全球治理有机结合。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教训主要包括:大国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制度创设能力有限等。未来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应重点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一步完善亚洲区域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寻找多层次的亚洲区域治理方案等。

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疫情冲击及RCEP生效视角

自2018至2023年,中国—东盟区域经贸合作遭遇了疫情冲击,但同时获得了贸易规模升级、RCEP协议生效的发展成果,经济金融的“同频”效应加强。文章从流动性风险视角运用Vine-Copula类模型来研究该区域流动性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采用R-Vine-Copula模型及设计的流动性风险指标,较好地刻画了该区域2018—2023年期间流动性风险溢出状况,还揭示了影响风险变动的主要因素;(2)2018—2020年初疫情发生前、疫情发生后至2022年初RCEP协议生效前、RCEP生效后这三个阶段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各不相同:疫情发生前区域的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在三个阶段中最低;疫情期间整体溢出效率最低且整体流动性风险值处于最高位,2022年后整体流动性风险值由于俄乌冲突与疫情反扑等内外部因素冲击未能回落到2018—2020年初状态,而整体溢出效应却达历史新高;(3) RCEP协议在带来更加紧密经济金融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该区域流动性风险整体溢出效应,但各国间的溢出关系从负向溢出更多地变为正向溢出,中国—东盟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在逐渐代替竞争关系。论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中国—东盟区域流动性风险溢出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的“流动性竞争”理论概念为研究金融风险溢出问题开辟了新视角。

东盟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身份建构:历程与机制

东盟作为承担综合职能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治理范围从政治、经济领域逐步延伸至教育领域,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教育治理格局的重要节点。在介入教育公共事务的历史进程中,东盟经历了个性身份、社会身份和关系身份三重危机,并在危机推动下实现了教育治理功能从模糊到清晰、教育参与角色从被动到主动、教育合作关系从冲突到平衡的身份演进,从而建构出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东盟身份”。这种身份的建构有赖于东盟遵循合理、合法、合情三重逻辑对自身身份特征的有效叙述,也由此形成了强调介入教育事务的专业性、参与教育治理的规范性、开展教育合作的共益性三大身份建构机制。然而,伴随着全球教育治理格局的深刻调整,其身份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仍待考察。

面向东盟地区的国际物流枢纽选址研究

研究国际物流枢纽选址,旨在优化东盟地区物流网络,深入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选取城市吸引度、枢纽重要性、运输网络成本3个参量构建国际物流枢纽选址分配效用函数;以效用函数值最大为目标,构建国际物流枢纽选址分配优化模型。在城市吸引度评价方面,从城市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运输行业发展现状、环境保护现状4个方面选取18项指标;在枢纽重要性评价方面,选取度中心性、网络凝聚程度、介数中心性和结构洞4项指标。在此基础上,基于“差异驱动”赋权和“功能驱动”赋权方法对城市吸引度、枢纽重要性进行综合评价,而运输网络成本主要考虑运输成本和建设成本。以东盟地区41座城市为例,经计算优化国际物流枢纽选址分配,结果表明:选取河内、胡志明、万象、曼谷、哥打巴鲁、曼德勒6座城市为国际物流枢纽时,选址分配效用函数值0.140最优。

IPEF对RCEP供应链合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对华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制度工具。目前,IPEF成员已经达成供应链韧性协议、清洁经济协议和公平经济协议,只有贸易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IPEF在谈判议题和合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这在供应链韧性协议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因此,IPEF供应链韧性协议一旦实施,将对RCEP供应链合作产生影响,破坏亚太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合作,形成两个平行的供应链。为此,RCEP成员应继续深化区域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中国尤其要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供应链韧性规制合作,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

经济合作50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日本对东盟外交具有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外交优先性的鲜明特点。日本与东盟设立“合成橡胶论坛”成为日本重视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23年是论坛成立50周年纪念节点,日本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特别领导人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安保合作、人员往来在内的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日本高调纪念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希望拉近与东盟关系以配合推进其“印太战略”,并为未来的双边关系提供方向指引。日本与东盟关系的走势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东盟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东盟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区域化发展:进程、挑战与路径

区域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与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其区域化发展逐渐受到重视。东盟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的区域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经历了从国家区域化到贸易区域化、从贸易区域化到教育区域化、从教育区域化到职业技术教育区域化的演进。东盟职业技术教育区域化尚未完全成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差异大,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职业教育协调性矛盾突出,各国语言多样化、职业技术教育交流受阻等问题影响了其发展进程。借助奈特的FOPA模型提出东盟职业技术教育区域化发展的路径,即通过标准促进职业教育区域化、通过部门管理职业教育区域化、通过对话协调职业教育区域化。

和平、合作、共命运:中国与东盟地区安全的战略共识——“香山论坛”第二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论坛会议综述

由军事科学院主办、暨南大学协办,以“和平、合作、共命运”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于2024年6月24-26日在广州举办。来自中国、东南亚国家的70余名防务政策官员和智库学者出席论坛,围绕“相向而行:为发展繁荣营造和平环境”主议题和“东盟中心地位与地区安全”“深化防务安全合作:防务智库的作用”“推进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构建可持续安全:军队的贡献”等分议题展开研讨,共同探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安全合作、增进区域国家理解互信、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路径。

东盟区域移民治理的规范演进及其影响

移民的频繁流动一直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特征,其中区域内国家间移民约占移民总量的1/3,且非正规渠道移民占比尤高,这使得移民治理成为东南亚地区面临的重要挑战。作为区域性的重要行为体,东盟在区域移民治理中发挥着超越具体实践的规范性作用。规范的社会化是一个制度化和习惯化的过程,可以从话语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来审视规范的演进状态。因此,本文从政策文本和组织机构的变化详析东盟区域移民治理的规范演进,并根据其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东盟区域移民规范呈现出国际化、本土化、多元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国际化是东盟区域移民治理规范的发展趋势,本土化是社会化的诉求。而以言语是否可接受和经验是否可行对东盟区域移民治理规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践进程中的多元性是移民规范在东盟区域动态演进的重要特征。在这一进程中,东盟起到了规范性力量的领导作用,强调多样性和包容性而非一致性,强调进程中的韧性,而不需要设定唯一的终点目标。因此,规范的社会化进程并不一定指向“言语可接受且经验可行”的终极内化,而是一种动态流动的进程状态。

规范内化与东盟地区论坛的预防性外交实践

阿米塔夫·阿查亚提出的“规范本土化”理论为研究东盟成功建立东盟地区论坛、借助“东盟方式”改造预防性外交规范并实现本土化提供了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是,随着东盟地区论坛预防性外交规范的发展,该理论却未能涉及规范本土化后论坛成员对规范的接受情况和规范内化程度的评估,不利于全面地考察论坛成员对待预防性外交规范的基本态度,也使我们无法完整地认识预防性外交规范在论坛内发展的全过程并对规范未来的发展做出研判。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初步但更为细致的关于规范内化程度的评估思路,从规范被认同度、规范影响论坛成员行为的有效性和规范争论这三个维度评估预防性外交规范在论坛成员中的内化程度。通过评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整体而言,预防性外交规范在论坛成员中的内化仍处于较为浅显的层次;第二,就个体而言,预防性外交规范在论坛成员中的内化程度呈现较大差异,其中与东盟价值观相近的成员国对规范的内化程度更高。

网络化治理与东盟区域卫生合作的延展

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仍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东盟务实合作的重要领域。本文借鉴公共管理学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尝试通过“结构—工具—目标”互动模型探究网络化何以推进东盟区域卫生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治理结构、治理工具和治理目标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东盟卫生合作的延展。东盟与地区内外公私行为体建立了纵横交织、多层次、多节点的协作治理网络,使多元卫生治理行为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区域卫生合作进程中。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激活、整合和调制方式不断优化东盟卫生协作治理网络结构,“全健康”理念作为区域统一的卫生治理目标引领东盟卫生协作治理拓展,而数字化技术则作为治理工具赋能区域卫生协作治理转型,使东盟区域卫生治理实现从清谈到实践、从被动到主动、从应急性应对到常态化治理的延展,最终达到增强卫生安全能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