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免疫球蛋白阻断HBV父婴、母婴传播的观察

目的:用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阻断乙肝病毒携带者孕妇宫内感染(父婴、母婴垂直传播)。方法: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孕妇自28周起每月肌注200IU的HBIG 1剂(28 W、32 W、36 W),产前共注射3剂。分娩时新生儿抽脐静脉血查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HBVM)。结果:83例乙肝病毒携带者所生的新生儿3例感染HBV,HBV宫内感染率为3.62%。母婴传播阻断率95.95%(71/74);父婴传播阻断率100.00(9/9)。结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孕妇在孕28 W、32W、36 W分别注射HBIG200IU 3剂,可有效预防胎儿HBV宫内感染。

对刑法第133条“逃逸”的逻辑解释——以加重犯为视角

刑法第133条第二段和第三段规定的两处"逃逸",在罪刑理论上意义不同。各处"逃逸"的法律属性及功能应根据交通肇事基本罪的成立与否来决定。当基本罪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属于加重处罚情节,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其中,在基本罪无死亡结果情形下的"逃逸"又导致死亡结果时,为基本罪的(行为结果的)复合加重犯。当基本罪不成立时,第二段的"逃逸"是以交通肇事行为为基础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具有被独立评价的地位;第三段的"逃逸致人死亡"是以第二段"逃逸"为原因力的结果加重犯。现行的立法规定是以"逃逸"为重叠要素的两个加重结构的简化形式。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适用范围方面,立法从案件性质与逃匿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实无必要性。在案件证明方面,应当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为保证没收裁判具有可执行性,应当建立体系性的财产保全措施。

关于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交通肇事罪作为常见多发且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引起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刑法第133条和《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存在不合理之处,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混合罪过。

我国外逃贪官人口的特点及外逃法律对策

目前,我国贪官携款潜逃现象非常严重,给我国带来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格抑制赃款外逃,掐断赃款外逃途径,对打击贪官携款潜逃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完善现有法律加快相关立法、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是防止贪官携款外逃有效的法律手段。

从《乾符二年南郊赦》看唐后期对逋悬欠负的追征和免放

唐后期 (安史之乱后 ) ,由于民力凋残 ,吏治腐败 ,财政生活中逋悬欠负现象日益严重。就《乾符二年南郊赦》中蠲放逋悬欠负的详细规定及唐后期诸帝诏令中屡见之蠲免令 ,可见此期不仅逋欠数额巨大 ,且欠负关系错综复杂 ,对国家财政收支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政府为了追征逋悬欠负 ,采用了各种手段 ,由于屡征不得 ,被迫对各类逋欠声言放免 ,但因吏治腐败 。

增设肇事后逃逸罪之立法思考

刑法第133条实际上规定了交通肇事和逃逸两种性质的行为,两者在主观罪过、客观行为、法定刑配置及侵犯客体方面均有很大差异。尽管逃逸以交通肇事为事实前提,但把逃逸当作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是不适当的。故不宜统一定交通肇事罪,而应另定"肇事后逃逸罪",构成该罪不以行为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该罪的实质在于不履行救助义务。

越狱犯潜逃心理分析及推测研究

越狱犯罪的主体是在押的罪犯,由于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受到家庭等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或者因为自身性格特点等原因,一些罪犯不认罪伏法,或无法适应监狱生活等,从而产生逃离监狱的心理。罪犯脱逃既然是一种行为表现,必然受其特定的心理活动支配。因此,根据脱逃犯的个性特点、经验、社会关系等,对其进行心理分析,推测其逃跑的心理路线,准确地对其行为动向予以分析判断,成为追捕逃犯的关键。

论外逃赃款追缴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贪污腐败犯罪是全球的公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贪官携款外逃已成为腐败犯罪的一个新动向,也是当前跨国犯罪的突出问题。为惩治跨国腐败犯罪,国际社会加强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订正是这一国际合作的法律体现。作为缔约国,中国应以《公约》为标准,对相关刑事法律进行修改与完善,以适应有效惩治腐败犯罪和追缴外逃赃款的现实需要以及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条约法义务要求。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构分析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构分析是正确理解和认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基础。自97《刑法》颁行以来,对其第一百三十三条之所以争论不断,实践的复杂性和理论上对其主客观方面的认知不够明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对其从主客观构造体系、立法背景等诸方面进行阐释。

马江之战张佩纶有无怯战潜逃考辩

张佩纶是马江战役中方的指挥官,关于其有无在战时怯战逃跑,前人各执一词。在研究中发现,张佩纶在战时名义上登山观战,实则是在为自己的安危着想,主动放弃了中方的最高指挥权,令陆路和江上的部众群龙无首,没有统一指挥,最终败得很惨。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主动放弃指挥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交通肇事罪之共同犯罪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指使肇事人逃逸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进行处罚,但相关规定却违反了刑法总则对共同犯罪的原则性规定。学说分歧为我们全面理解和分析相关规定提供了诸多视角,但也难免存在疏漏。事实上,只有通过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认清并正确认定指使肇事者逃逸行为的性质和危害性,为适用该司法解释提供借鉴。

交通肇事逃逸独立成罪的立法构想

交通肇事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处理,导致交通肇事罪与类似过失犯罪法定刑的量刑失衡,不能有效遏制交通肇事行为。另外,现行法律调控手段失灵,立法与司法解释同刑法理论相冲突,迫切需要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为独立罪刑处理。文章对交通肇事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将定罪情节的逃逸、情节加重犯中的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逃逸纳入交通肇事逃逸罪,并进一步提出立法构想,以期消除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的冲突。

聂华苓小说的生命意识——从《失去的金铃子》和《千山外,水长流》谈起

当代著名旅美作家聂华苓是一位有着频繁的迁徙经验并同时多产的作家,其创作特点是强烈的自传色彩和女性视角关照。叙述者的生存状态与被叙述者的生存状态的同构性造成小说文本对于逃亡体验的关注,同时也决定了小说叙述的结构模式,即在"困境"与"逃亡"的对立冲突中表达强烈的生命意识。

试论因逃逸致人死亡

"因逃逸致人死亡"之合理诠释乃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正确认定之基础。然而,实践之复杂及理论之分歧却一直困扰着条文之司法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之逃逸、致人死亡、主观心理态度等构造体系,情节加重犯之加重情节之法律性质及具体适用等诸多方面,学界与实务界认识并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充分的阐释与准确厘定,以便司法之正确认定与合理归责。

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法理分析

对我国《刑法》第 1 3 3条“逃逸”二字的理解 ,学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分歧。分歧的焦点在“逃逸”是指逃避法律追究还是逃避法律救助义务这一犯罪主体的主观故意内容上。文章阐明了作者观点。

交通肇事罪逃逸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解释》中规定,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以及交通肇事后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该规定存在诸多可商榷的地方。

恶意逃避罚金行为与对策选择

受刑人在罚金判决生效后为逃避缴纳而采取的致使强制执行无法完成的行为是恶意逃避罚金的行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是将其与客观不能不加区别一律易科为自由刑、劳役或劳动。我国有少数学者认为可以以"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判罪"论处,然而最合理的选择是将恶意逃避作为加重情节直接易科剥夺自由刑。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之探析

研究我国现行刑法中转化犯的立法例及转化犯理论,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解释超越立法权;二是“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的规定过于笼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携带挪用公款潜逃的”不同情形,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分别定罪处罚。

犯罪嫌疑人潜逃心理分析

犯罪嫌疑人潜逃行为是由于其作案后本能的防卫心理所引起的。犯罪嫌疑人的潜逃行为,就其总的趋势、选择路线及潜逃地点等进行心理分析,是其生活经验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必然反应,即表现出其生活经验和社会交往关系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