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学界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史研究述评

中国台湾自1895年至1945年间,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不受到剧烈影响。战后由于政治禁忌及“去日本化”等时空环境的影响,使得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史尽管在光复后即受到关注,但学术研究起步较慢,少数涉及日据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多出版于海外。随着政治开放及社会逐步发展,自197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学界对中国台湾史研究日益重视,198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设立相关系所,并教授中国台湾史相关课程,1990年代各地开始成立历史基金会及县(市)史馆,中国台湾史研究逐渐蓬勃发展,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显学。本文主要略述战后至今中国台湾学界有关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史研究的重点及其趋势,通过对此领域研究状况的梳理回顾,为进一步推动日据时期中国台湾史研究提供借鉴与帮助。

问题与出路——当前学术期刊的窘境与学术评价改革初论

当前,我国迎来了空前的学术繁荣、学术传播繁荣,在花团锦簇背后其实潜存着巨大的危机。学术期刊面临着来自作者发稿以及期刊评价的巨大压力,期刊的压力其实是作者压力的传导。作者的压力来自只是关注论文数量的评价制度。当前的期刊评价体系有其先进性和合理性,但是,缺陷也很明显,应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对现代学术成果欠缺应用评价。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应回归为人类服务这个根本使命。学术期刊所折射出的学术界的问题,其实反映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

北美汉学界宋诗研究百年综述

北美汉学界的宋诗研究有逾百年的历史,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时代语境、研究视野、观照维度与方法路径均不尽相同。北美汉学界的宋诗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萌芽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传教士汉学,流于简单引介;二是20世纪30年代至冷战结束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进入专业汉学阶段,成果颇丰,但受国际政治影响较大;三是冷战结束至今的深化期,学者们多出于自身学术兴趣研究,视角独特,剖析深入。

苏联时期艾特玛托夫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建构与嬗变

追溯苏联时期艾特玛托夫创作在英语世界的学术接受情况,是在研究视域上对中国,乃至世界艾特玛托夫研究的重要补充。整体而言,英语世界的艾特玛托夫研究呈现出了较清晰的历史逻辑,即艾特玛托夫先后经历了"人道主义者"、"美学革新者"、"改革支持者"与"民族国际主义者"的形象建构与嬗变。该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轨迹,亦彰显了西方学者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立场。

“有裨风教”与“舒其愤懑”的双重考量——章学诚修改《文史通义·言公》初稿考论

《言公》是《文史通义》中重要的文章,是章学诚批判乾嘉学风的代表作,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将《湖海文传》本《言公》与通行本比勘,文字差异颇大。考察这种差异,可知章学诚晚年对其进行了补写改订,一方面保留了手稿批判不良学风,倡导言公传统的主旨;另一方面则与其自身遭遇有关,有借以回应"盗卖"《史籍考》舆论风波的意图,体现出"有裨风教"与"舒其愤懑"的双重考虑。这对了解《文史通义》篇章的内容变化及其与章氏晚年境遇之间的关系颇有助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部新著——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

“学术中国化”是抗战时期思想文化运动的显著标志。《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以抗战时期重庆知识界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为视角,立足于时代背景,考察“学术中国化”在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长尾理论的期刊情报建设与服务实证研究——个案分析在长春师范学院的实现

近年来,图书情报界的热点话题——"二八定律&长尾理论"已逐步渗入到图书馆学知识服务的各个环节。本文仅以期刊情报资源的建设和服务实践水平的提升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释普通高校图书馆期刊资源如何面对"长尾"理论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带有普遍性的应对措施,以供参考。

以谁为师:中央研究院建制模式探新(1928-1949)

科研机构的建制模式决定了其运作方式和功能实现,表征了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科学与社会影响因素之间的张力。在法规层面,中央研究院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隶属于国民政府(总统府)。同时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和国内科学研究队伍初建等因素,导致其建制模式颇为独特,呈现出与世界三大典型性学术机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不一样的建制特色:身为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享有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的地位,同时兼有全国综合性学会和全国研究会议的性质和功能。在一定意义上,中央研究院集中国科学院、社科院、工程院和中国科协的功能于一体。这种建制模式保障了中央研究院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引领中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