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神通”:剑川白族阿吒力两套生命仪式功能研究

宗教仪式对于地方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作用。剑川白族两场极具张力的阿吒力仪式“庆诞会”和“开狱会”体现了荤与素、生与死、阳与阴、熟与生、色与空、建构与解构等多重结构性的二元对立关系。立足于田野,以“结构”与“情境—叙事”为框架,借助符号互动论来揭示两场仪式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庆诞会”和“开狱会”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其本质是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与微观的剑川白族行动主体“情境—叙事”之间的互动与结合。

云南剑川沙溪白族阿吒力教朝北斗仪式研究

剑川沙溪白族阿吒力教朝北斗仪式承续中国古代祭祷北斗的传统。从仪式结构来看,“禳星”与“荐亡”仪式的结合契合季令仪式的本质。从仪式的文化内涵来看,折射出白族观测星象、崇拜北斗的文化积淀,糅合了密教祭北斗意旨与人们对丰收、安泰的祈愿,表达了白族对万物息息相关、互相交融的整体性认识,与中华民族文化和谐统一精神、白族生命观形成呼应。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

土主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村社保护神。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绵延千年传承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民间仍然盛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崇拜,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流播,是在历史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交流的结果。

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

长期以来,密宗传入云南的路线一直广受争议,有源自中原、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等说。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记载,结合宗教、艺术、考古等民族志资料,厘清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的途径。认为南诏大理国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西南边疆的强大地方政权,同时接受与之为邻的印度、吐蕃以及东南亚诸国各方影响是有据可循的。

“阿吒力教”散议——关于“人间佛教”的一点认识

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可出世可入世;倡导法门不是指宗派,或者指示你去建立宗派,而只是修习与方法手段的不同。白族佛教就是属于入世佛教的一种独特的法门,与历史上敦煌的社会化佛教一脉相承,更是当下大力倡导的"人间佛教"的准确和完整意义上的践行。

阿嵯耶观音造像研究现状与展望

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非常独特的一类佛教造像,其研究存在起步晚,过分倚重于一些期刊、图书、图片等文献及有限的实物资料,轻视基础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整理,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且缺乏创新与突破的问题。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美术史学、文献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协同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跨学科、跨区域的宏观性、整合性研究,不仅是解决该项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走出困境并有所突破的有效途径,亦是对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在理念、方法上的思考与创新。

南方丝绸之路阿吒力教研究--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崛起于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阿吒力教是在南诏大理国颇为流行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的传播及法术具有诸多特点,体现为阿吒力梵僧的传教与白蛮大姓的结合,以及阿吒力教经历文化传播而地方化、民族化的特质。南诏大理国时期流行的阿吒力教,能够融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经历文化涵化而形成地域特色的佛教密宗,这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阿嵯耶观音像研究

阿嵯耶观音像是印度僧人菩立陁诃于南诏保和二年(公元825年)传入大理地区最早的一尊观音像,阿嵯耶观音像手结妙音天印与中原传入大理地区的观音像手执柳枝、净瓶有较大的区别,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通过对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发现的阿嵯耶观音像的研究,表明大理的佛教文化,不仅只是从中原传入,而且还从印度传入。阿嵯耶观音像的发现,反映了大理古代各族人民与印度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艺术的交流。

南诏大理国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教育理念及模式初探

南诏、大理国是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兴发的黄金时期。阿吒力教派以融和本土宗教及儒家文化为理念,形成了直接培养教派弟子和在家僧制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促进了阿吒力教派的人间化。这对研究今日白族民间阿吒力教派的流传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云南省博物馆藏大理国铜鎏金大黑天立像考

首先对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尊传世铜鎏金佛教密宗造像进行介绍,进而梳理出大理国《大黑天神道场仪》和《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与此尊造像存在着密切关联,最后通过对比研究12世纪晚期大理国阿嵯耶观音等佛教造像样式,进一步修正了1995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于此尊造像的年代和名称判断,认为其为难得一见的大理国时期大黑天铜鎏金造像。据目前已公布材料统计,此种造像极为罕见,相关论著不多,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杭州出土阿嵯耶观音像看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

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崇拜的主要对象,为探讨其造像艺术、云南历史发展及佛教传播路线等问题,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存世的阿嵯耶观音像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没有论及杭州出土的一尊铜鎏金阿嵯耶观音像。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此尊造像与国内外同类器物,认为其应铸造于大理国中晚期,在大理国晚期即南宋时期来到杭州,并试图据此探讨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