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形象塑造——以新闻活动为中心

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塑造抗日救国形象的宣传策略和方法,不仅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逻辑,还可以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启示。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以新闻活动为中心塑造自身的抗日救国形象。面向民众时,中国共产党以公共出版物为载体广泛宣传抗日主张和军队形象;面向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等政治群体时,以舆论营造为路径积极交流并支持与保护抗日民主人士;面向海外人士时,以新闻活动为纽带促成驻华记者实地探访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如实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实绩。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策略与多种方法在国统区及海外树立了其良好形象。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分歧与对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学院派”的批判与论争

“救亡派”与“学院派”的人为分划以及二者之间长期存在的思想分歧与批评对峙,是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三四十年代间有关学院派的纷争与批判,大致历经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兴音乐”崛起后,左翼音乐家对学院派的定位与批评;第二阶段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部分学院音乐家和救亡派音乐家针对抗战歌曲创作中“技术至上”和“技巧贫乏”的问题展开论争;第三阶段是40年代后期,新音乐权力话语针对学院派所进行的攻击与贬斥。“救亡派”与“学院派”之间的分歧与对峙,其根源在于双方对新音乐本质认识的不同,对音乐创作技术与音乐功能要求的不同,最终则演变为音乐领域里的长期存在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

梁漱溟的教育观念及其意义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用情志教育和知的教育、生活本身和生活工具等说法来说明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偏好情志教育(即生命教育)。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他在思考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过程中,受到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认识到"教育即生命",把生命的教养看作乡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把梁漱溟的教育观念放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可以发现他对教育观念的思考走的是一条生命教养的道路,预示着超越"启蒙与救亡"范式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种超越。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上海与抗日战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上海的民众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在国民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时,上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成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工人、帮会到童子军,各界民众广泛地参加了抗日活动,上海的特殊环境,使它成为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的里程碑式的地点,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得以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上海人民与犹太难民、朝鲜的反日志士以及其它一些热爱和平的国外人士一道,生活在同一上海屋檐下,始终斗志昂扬,投身于共同的反法西斯大业中去。上海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文化嬗变中“新音乐”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音乐运动 ,起步于依声 (外国曲调 )填词的学堂乐歌 ,发展于五四以后“新国民乐派”的声乐、器乐和歌舞形式 ,而成熟于抗战时期的全民歌咏运动。在此历程中 ,新音乐逐渐找到“乐”的时代脉搏和民族本根 。

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更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独特的历史价值。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作者具有大众性,形式具有多样性;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具有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主题,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启蒙与觉醒,另一方面是人类反战意识与人性意识的觉醒,同时具有历史记录性和真实性。

冼星海在武汉

1937-1938年冼星海在武汉进行音乐活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作曲家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他曾先后组织了数十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领导、组织并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歌咏游行和歌咏大会,举办了个人作品歌咏大会,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为中国抗战音乐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复杂的环境使他认识到中国新音乐的出路,因而最终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音乐创作的新巅峰。冼星海在武汉的音乐活动、创作和音乐思想,对武汉抗战音乐活动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再论法治的价值

主流观点认为,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与自由。这是一个可以质疑的观点。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法治的价值主要被理解为救亡与治乱;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法治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一样的。要全面地理解法治的价值,有必要把法治的价值分为两个层面: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

张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国”实践——抗战时期居京台籍文化人研究之一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虽与祖国分离,但与大陆、特别是大陆的沦陷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使得在殖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人、特别是文化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交叉纠结。本文在简析不同沦陷区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台湾作家张深切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七七事变后移住北京沦陷区的原因和“文化救国”的实践,对抗战时期台湾作家的民族国家认同,作一历时的个案考察,为客观地界定沦陷区作家的立场提供一种叙述方式。

民族救亡的历史吼声——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歌曲

抗战歌曲书写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重要的一页,它记录下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无限深情与坚强意志,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音乐家们为探索音乐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它不仅成就了中国音乐自身发展进程中最为辉煌的时代,也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重温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继承先辈的优秀传统,谱写新时代的乐章,以此激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新的使命。

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与超越者——丁玲与解放区文学

中国解放区文学作为完整的艺术形态 ,是从丁玲到达陕北后开始的。丁玲继承鲁迅开创的五四文学传统 ,将救亡与启蒙这一时代所赋予的双重使命融为一体 ,注入解放区文学的命脉中。她始终坚持救亡与启蒙的统一 ,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 ,这使她的创作既表现了鲜明的解放区文学的特点 ,又超越了后来在统一规范下所形成的解放区文学的某些基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作者认为 。

1894-1927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体育活动考略

采用文献资料法,对1894至1927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的体育活动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由于日本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和一批热血青年"曲线救国"借体育名义学习武备等原因,导致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体育活动开展的非常积极。他们在日本学习先进的体育思想与理论,回国之后进行传播;创办体育社团组织和体育专门学校,培养了许多革命志士和体育师资;翻译和编写源自日本的体育教科书,实现了从完全引进到逐渐消化吸收的过程。

刘澜波对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历史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便与东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帮助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同日军的武装斗争。东北军入关后,他受党组织委派,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促使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澜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领导东北救亡总会继续关注与支持东北军抗战,使东北军成为全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救亡心志与追梦情怀——2014年中国舞剧艺术创作回顾与展望

纵览2014年的中国舞剧创作,如果要概括众多作品的内在关联,我认为主要不在于舞剧的叙述方式而在其表意取向,也即"救亡心志"和"追梦情怀"。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救亡心志"视为"追梦情怀"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呈现方式;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舞剧艺术在"中国梦"的形象体现中是大有用"舞"之地的。或许我们还可以说,是"实现中国梦"的创作理念驱动促成了舞剧创作的极大繁荣。舞剧创作"救亡心志"的表意取向,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公祭日"设定的民意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归结为"救亡心志"表现的舞剧中,也有"追梦情怀"的表现。不过,舞剧表现"追梦情怀",似乎有着更广阔的视域——既有思古之幽情,又有颂今之崇尚;既有开拓之精神,又有家园之缱绻……。"追梦情怀"的舞剧表现,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对某种历史文化遗产的依恋与守望。舞剧创作的"追梦情怀",最能引起当下观众共鸣的,其实还是那些从"现实"的金矿中开掘出的题材。

论《新生》周刊抗日救亡思想的大众性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新生》周刊作为一份较有影响的抗日救亡进步刊物,通过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号召大众抗日,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新生》周刊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中,分化出来的进步势力的救国思想和主张。

进化论与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进化论思想的洋为中用上,梁启超、王国维产生了分歧。梁启超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用进化论宣传生存竞争的道理,希望借此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学无中西,借鉴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进化论问题上,梁、王二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均具有现代性。

试析梁启超的身体政治观

19世纪中晚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梁启超以巨椽之笔,鼓吹身体改造对中国救亡的重要,形成了一系列身体政治思想。他认为国土犹如身体,国家和身体一样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国民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大。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身体样式,即新民,为此,首先,摆脱奴隶身体树立国民身体;其次,摆脱个人身体,树立群体身体。他还主张晚婚、胎教与反缠足,主张身体的生产性。梁启超的身体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和近代的"身体救亡"理论。对梁启超身体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与认真总结,对当前身体研究和身体开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陈铨“英雄崇拜”说的来龙去脉

英雄与英雄崇拜现象历来引起无数人的兴味。民国以来的"英雄"论多为时论杂感,而陈铨的英雄崇拜说则是以意志哲学为立论基础,以英雄史观为理论依据,并糅合化用了卡莱尔、叔本华、尼采、康德诸人学说的理论体系。陈铨英雄史观的形成与其成长过程、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因为陈铨在论述中否定了"五四"精神以及唯心主义色彩,因而其英雄崇拜说遭到自由主义者(如沈从文)、唯物主义者(左翼文人)的质疑和批判,但陈铨意在藉此反思批判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并认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只有借鉴德国崛起的经验,提倡培养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崇武尚力,中华民族才能在新的"战国时代"生存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