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环境司法智能审判场景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探讨

环境司法审判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的突破而形成的AI大模型为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转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审判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本文围绕推进AI大模型技术与环境司法审判工作融合、实现环境司法审判工作创新发展的主旨,探讨了AI大模型在环境司法智能审判中的赋能作用和应用实践,凝炼了当前环境司法AI大模型存在的数据质量“低劣”“算法黑箱”引发偏见、深度应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以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应用为例,构建了基于AI大模型的环境司法智能审判系统,阐述了相应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涉及的技术要素。进一步提出了注重顶层设计、建设环境司法高端智库,建设环境司法数据中台、健全司法数据标准及规范体系,构建算法治理机制、促进环境司法审判公平正义,完善环境司法多元问责机制、筑牢司法监督管理体系等发展建议,以期丰富环境司法审判工作的前沿技术认知,加快环境司法的智能化、智慧化、现代化转型进程。

司法裁判如何实现社会治理

司法裁判的微观修复功能源自司法权的本质,宏观社会功能来自案件传播中的观念磨合与共识形成,司法裁判与社会治理在法理上是相融共通的,也会推进公平正义、稳定秩序、公共理性与个体尊严等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形塑公众观念和行为。司法裁判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司法的职能定位和基本逻辑,强化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能力,注重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拓展和优化司法裁判的共知共享途径。

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现实阻滞与法治策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被引入司法审判领域,在辅助司法审判应用过程中发挥着“连接桥”“参考书”“预警器”作用。但限于科技发展的渐进性,当前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功能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化、审判法官的应对失能化以及科技公司的生产机械化等。为破解数字司法的实践难题,首先,应当突破传统技术限制,完善对先进审判系统的宏观设计;其次,应当设置体系化技术培训方案,切实提高应用主体系统操作能力;最后,应当从严把握技术准入标准,规范产品提供行为,为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审判的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情理融入司法裁判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

将“情理”融入司法裁判说理是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情理”融入司法裁判存在标准不统一、定位不准确、论证不科学和阐释不合理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宏观方面应从完善法律法规、统一适用标准、准确定位关系和推行司法公开入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微观层面裁判者要从法律证成、法律解释和法律修辞等方面改进融入方法,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向“说得出的正义”转变。

案件溢出事实对法院裁判形成过程的影响

准确把握与合理运用案件溢出事实,对于案件定量裁判的公正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以民事纠纷中的彩礼案为例,我国已形成案件溢出事实运用的规范主义的三种进路。然而,这些规范主义进路存在难以对溢出事实作出穷尽规定,难以量化把握溢出事实的运用,以及已有的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尚有矛盾或欠严谨等主要问题。因而在案件的定量裁判中,裁判者对溢出事实的判断和运用仍需遵循实践主义逻辑,要基于个案溢出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内在联系,从情理角度对案件的溢出事实加以衡量,并以可靠性作为判断和运用案件溢出事实的前提。运用案件溢出事实作出的定量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证成,需以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存在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为前提。

裁判文书不说理的制度逻辑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于法院系统中的法官的行动面临多重工作要求和制度约束,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性要求并非一直“在场”,而且“在场”的形式和定位也不是始终不变。裁判文书说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个人素质和技巧问题,因为受制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法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蕴含着一种注意力分配机制。这种注意力分配机制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动性基础,但也受到社会身份、目标和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制度性的约束需要通过一种激励制度实现,从而影响法官的注意力分配,激励法官积极实施制度要求的事情。裁判文书不说理问题在激励制度上的根源可以从显性激励机制、隐性激励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被审视。改变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现状,不能仅仅落入法官个人素质的窠臼,而是需要从制度体系产生的正向和反向激励入手进行改革与完善。

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数字司法的理论反思:意义、问题与监管

数字司法标志着司法3.0阶段的到来。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角色已从“数字书记员”演变为“法律同伴”,技术深度赋能司法体现为最大化司法裁判的可计算空间,表征为法律规则的再规则化,事实认定的数字模型化以及自动联结案件事实和裁判结论。但数字司法也产生了用技术手段消解程序空间,用数据运算隐匿评价余地和用可能性取代规范性的问题,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用技术替代主体意义上的“人”的倾向。由此,要强化对数字司法的人工监管,既确保其追求数字正义的正确价值导向,也要建构和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数字司法的力量来自数字技术与司法裁判之价值目标间的相符,弱点则来自两者的相悖。因此,数字司法何去何从,最终还是取决于法律(或者说人)的调控。

行政裁决救济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安排

中国有关行政裁决救济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中,呈现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俱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等多种模式并存的立法现状。在理论上,学界亦相继提出“两者择一说”“两者合一说”“新型诉讼说”等多种方案。行政裁决救济有其特殊的内在机理,需回归行政裁决之本质,恪守基本的司法原理,并遵循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实质化解和便宜当事人三项原则。为此,较为科学和周全的制度安排应是,将“裁决结果”与“裁决行为”区分开来,采取严格的双轨制。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结果”不服,应以民事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行为”不服,如裁决人员出现违法渎职行为,应通过行政内部监督机制或纪检监察机制解决。

法治强化会影响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本文利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自2007年开始陆续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环境法治强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资源审判庭的设立会使本地上市公司进行向上的真实盈余管理。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资源审判庭显著改善了地区环境司法效率,进而提高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风险,使企业从事真实盈余管理以应对未来的潜在诉讼。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低法治水平、低生态激励、高经济激励城市的企业,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结论对充分发挥环境管制政策作用、引导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法律人工智能:检察改革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新一轮司法改革旨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此,改革在公诉证据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重构,以期衡平证据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制度改造路径意期建立证据的外部监控机制以保障证据质量,然则这亦导致证据“事实确证”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难以衡平。法律人工智能由于具备高度形式理性,与改革目标具有同构性,被决策者寄予了作为“阿里阿德涅线团”、架设建立在司法主体上的内在辅助机制、重构证据制度结构、衡平证据的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的功能预期。但是,法律人工智能作为主体外的辅助机制,终究不能作为改革的治本之策,不然可能导致“伊卡洛斯之翼”式的悲剧。唯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与意识,结合技术路径,才能造就改革真正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机制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蕴含的德法兼治、民为邦本、司法公正、和合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树立文化自信、依法治国、尊重司法规律的需求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的必要性。从裁判文书来看,存在融入范围较窄、说理语言笼统泛化、弱化或代替法律论证、援引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从坚持基本立场、界定法律文化、识别常见领域、掌握融入方法、借鉴有益机制、发挥案例价值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以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更好地融入司法裁判,实现创造式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论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及CAS裁判法理

足球合同违约不仅导致赔偿,还可能引发体育制裁。将此类由体育制裁引发的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诉方。在审查此类案件中,仲裁庭首先确认合同违约是否发生在保护期内;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施加的体育制裁不同,仲裁庭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也存在区别。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CAS尊重足球主管机构在体育制裁方面的裁量权,同时确保这一裁量权的行使正当及在合理范围之内。

民事裁判文书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基于天津法院2759份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是司法裁判引领公序良俗价值的应有之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说理中呈现政策导向性强、重点适用案由突出、援引方式多样化、功能定位差异化的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裁判文书,能起到践行法治精神、强化释法说理、增强社会认同、补强规则缺位的作用。但规范的缺失导致出现融入表面化、功能定位不清、取代法律论证、削弱释法说理的问题。为此,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地位,以是否入法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阶理由的地位,减少价值权衡。增强法律适用和自由裁量部分的说理,采取多元论证方式进行充分说理。把握适用的次序性和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案件的特点。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适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研究——兼评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自建立并实施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适用,特别是在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该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三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行政案件为视角,对一并审理专利侵权民事争议的制度构建,从适用要件、例外情形、裁判形式,以及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的受理要件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该制度的适用和完善提供更为有益的思路。尤其是在涉专利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积极推动一并审理行民争议制度的发展,符合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司法审判导向,有助于防止程序空转,提高审判效率。

习惯法在民国江苏地方法院民事裁判中的赓续与鼎新

清代末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章程,使得中国现代司法体制开始建立,裁判过程随之发生变革,为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革新做了铺垫。当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许多地方保留的民国司法档案还没有得到有效整理,因而对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在新旧交替之下的司法裁判实践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之处。法源的继承和变迁是民国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面,民国江苏地方法院的裁判文书对于民国时期习惯法在民事裁判中的运用有具体呈现,不仅直观反映出民国时期地方法院对中国传统习惯法利用的继承与赓续,同时也见证了新式法治理念下中国司法裁判制度的革新过程。

论金融监管规则的司法考量

金融纠纷的审理需要裁判者考量金融监管规则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私人自治。金融监管规则包含大量代表公共权力行使的公法规范,司法考量监管规则的场域主要是民商事案件裁判。基于公私法秩序交融的必要性,司法裁判可遵循利益分析框架,查明监管规范目的,综合考量规范目的重要性、司法认定是否有违规范目的、交易本身违法程度、民事否定评价必要性等因素做出最终认定。以争议较大的违法合同效力认定为例,合同无效的实质认定要件是严重损害公序良俗。在形式认定要件方面,如果低位阶金融监管规则获得明确上位法授权、属于上位法规则的具体化要求、提供效力认定的技术标准,这些规则也可以成为合同无效的说理依据。裁判者应慎重对待金融监管规则在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以调和国家管制与私人自治之间的抵牾。

实装对抗训练数据采集与实时裁评系统设计实现

该文提出一种创新的电子实装对抗训练数据采集与实时裁决评估系统,旨在解决传统实装对抗训练中数据采集和裁决评估的效率和准确性问题。系统设计和实现包括数据管理分系统、数据采集分系统、数据处理分系统和裁决评估分系统等模块。系统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其灵活自定义采集表单的能力,裁决评估指标体系模板化的能力,以及自动化裁决评估的能力。这些特性使得系统能够根据不同装备训练的需求进行灵活地调整和配置,快速地进行裁决评估,提高裁决评估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该文详细阐述系统的组成、系统架构设计、工作流程,并介绍该系统在实际电子实装对抗训练场景的应用。通过该文的研究,期望为实装对抗训练的数据采集、分析和裁决评估提供一种高效、准确且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为军事训练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功能视角下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模式研究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在比较法上存在多种模式,上网的范围、对象和方式取决于本土化的利益衡量,具体利益衡量又取决于对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功能的定位。“功能—模式”的逻辑框架下,典型的有法源功能下的美国全面上网模式、示范功能下的德国有限上网模式和监督功能下的韩国全面上网模式。相较而言,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承担了多重功能,在借助“全面上网”实现“全面公开”的宏观追求下,网上公开的范围大、限制少、职权强。然而,过度偏重形式上的全面性,忽略制度内的利益平衡,最终将有损公开背后更为根本的价值。结合当前实践与比较法经验,我国的制度目标应从追求全面上网转向实现公开功能,区分对待裁判文书上网的示范功能与监督功能,并以具体功能为中心构建网上公开与线下公开协同、不特定公开与特定公开配合、依职权与依申请并行的裁判文书公开体系。

我国司法语境中气候变化诉讼的认定标准

气候变化诉讼在国际上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不同组织和地区有着各自本土化的认定标准,这些认定标准主要是从诉讼动机、案件议题和案件影响三个方面寻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首批“双碳”典型案例,是我国司法语境中气候变化诉讼的本土化具现。气候变化诉讼在我国存在两种样态:一种是制度建构语境下的气候变化诉讼,以案件议题为认定标准;一种是司法专门化语境下的气候变化诉讼,以案件影响为认定标准。前者表现为气候变化诉讼的制度化,后者可催生出特殊管辖规则。两种气候变化诉讼可以共存也有必要共存,两者共同构成气候变化司法应对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