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特区政治发展前景展望

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特区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此阶段,香港地区的政治发展不应简单延续“由乱到治”的逻辑,而需进行一定的转换;香港国安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及选举制度改革等均属于“由乱到治”阶段的重要任务,进入“由治及兴”阶段后香港地区应分类细致地推进政治上的优化与调整。具体而言,香港地区政治发展应在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结合特区实际全面推进民族-国家在香港地区的建构;同时,优化特区政治制度,在坚持行政主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具有香港特色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为香港地区的良政善治进一步夯实基础,持续保证香港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中西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交汇点

对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所做的比较研究表明 ,这两个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距甚远的制度之间 ,存在许多令人惊异的共性。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 ,科举制度只不过是古代中国传统的考试任职制度的一个变体 ,而公务员制度则完全是西方国家在近现代才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 ;但是 ,就通过改变某一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角色而言 ,这两项制度都在政治层面上促进了权力的集中。随着某种集权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在行政层面上 ,权力的下移也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治国方略的历史共生和现实契合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属于现代政治文明但又高于现代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与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选择具有历史共生性。当前要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必须坚持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中进行执政思维的创新。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古代治国安邦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思想,尤其是把非常丰富而深厚的古代治国安邦思想融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用以指导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吸纳、传承了古代治国安邦思想中至今仍具有时代价值的元素,同时加以创新、发展,强调在今天维护国家安全要居安思危、坚守底线,国家安全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相统一,以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为支撑建设美丽中国,汲取中国传统价值观丰富营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发展与安全、富国与强兵协调并重、互相促进。

乡政村治权力关系行政化探源及调适

乡政村治格局中,村自治组织存在着"附属行政化"的权力运行模式。乡村权力关系的行政化,其原因既有乡村干部主观上的认识偏颇,也有客观上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和谐乡村行政关系的构建必须寻求民主合作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探究

老子历览前贤,借古用今,以"人民至上"观念为核心,以治国理政为旨归,把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和辩证论延伸、贯通、落实到人类社会特别是领导者的治国理政层面,形成由世界观统摄指导并具有民本性等显著特征的既理性又实用的领导哲学思想体系;其内容涵盖了领导目标、领导原则、领导决策、领导用人、领导思维、领导修养、领导作风、领导艺术等方面,对当代领导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兴国战略”与“治国方略”之实践统一

“兴国战略”与“治国方略”具有辩证的统一性,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二者的辩证统一,并使这种统一体现在时时、处处、人人、事事的实践中。只有这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政治现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必须反映现实政治中的"一国"与"两制"、中央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爱国爱港力量与其他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这些关系作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安排。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原则,包括保障中央的管治权,保障行政主导,保障以爱国爱港者为主体的管治队伍和具体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方式、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关系等制度的安排与现实政治的实际基本适应。面对现实政治的挑战,在现实政治力量的对比没有发生有利于爱国爱港力量的变化时,不宜对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格局作出大的修改,只能在坚持基本法确立的政治体制原则基础上完善。

略论实现党执政兴国要务与大学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

推进大学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党实现执政兴国的"希望工程",是党实现执政兴国的题中之义;推进大学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重在建设和创新。高校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把实现党执政兴国要务的目标作为己任,切实加强对大学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领导。

论我国行政赔偿损害范围及其拓展

目前的我国行政赔偿损害范围,仅包括人权中的一小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并且有限赔偿原则。为实现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崇高目标,我国行政赔偿损害范围应慎重地参照国外行政赔偿的发展趋势,进行向政治权利、间接损害、精神损害等方面拓展的前瞻性论证与有序的司法实践操作。

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为探究西安地区各朝代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结合大量史料,对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进行剖析。分析认为:西周都城文化充分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秦都城文化体现了大一统的精神;汉长安城文化以尊儒思想为主体,整合了前朝相关理论,并有所创新;隋唐长安城文化表征了多元文化的开放气象。

略论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一个战略性命题 ,它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一个政治性命题 ,它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一个时代性命题 ,它体现了发展是带有世界历史性的客观要求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是一个规律性命题 ,它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是我党执政实践经验的总结。

政治文明与行政法治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制度文明的核心是宪政。宪政要求的是宪法的落实与全面实施,这需要一系列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支撑与保障。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各级政府公职人员确立行政法治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论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两个目标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全面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依法治国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新视角,“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政治传播观可以作为分析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条途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植根于孔孟对人际交往中语言传播道德的认识,它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作为中国式的“魔弹论”,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结构、政治背景之中,体现于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严格控制信息传播及强化君尊臣卑等几方面,都可以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分析中找到线索。

“政道”与“治道”——对先秦政治哲学的反思性考察

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政治生活进行反思,以确定政治思想,并求得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这就产生了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哲学的主题、世界观和社会功能诸方面。

浅论政治权力法治化

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并从必然性、途径、原则等方面论述了政治权力的法治化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江泽民又大力推动了我国政治权力的法治化进程。这对于依法规范权力运行,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的磨合与发展——兼论近期香港事态的变迁

本文旨在纵论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变化和两者磨合的曲折历程。中央一直以来恪守"一国两制"的方针,但在"不干预"的政策下没有在香港取得对"一国两制"诠释的话语权。在香港反对派的积极宣传下,不少港人接受了一种对中央的权责有误解的另类的"一国两制"理解。过去几年来中央果断采取了一些匡正偏差的措施,但在香港变动的环境中却引发了反对派和部分港人的反弹。不过,历史的发展最终仍会在香港确立一种合乎"一国两制"初衷的中央与特区关系。

西柏坡精神是我党执政兴国的思想武器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任务还十分艰巨 ,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 ,因此 ,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以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为实质的西柏坡精神 ,保持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 ,提高党的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力。西柏坡精神是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执政活力的需要。西柏坡精神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和精神动力。西柏坡精神是我党执政兴国的思想武器。

从时代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多层原因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探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多层原因，对于当今政府改革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