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法治背景下内蒙古基层治安行政处罚常见问题研究——基于内蒙古公安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治安行政处罚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及北疆安全稳定休戚相关,是维护北疆安全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实践中,基层治安执法出现的各类问题不仅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而且影响公安执法权威,制约当地法治政府建设进度。基于此,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内蒙古自治区2017-2021年674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判文书梳理分析,归纳发现法律法规不健全为执法失范提供了空间、执法能力参差不齐是治安行政处罚失范的主要原因、执法资源支持和利用不足也是一项客观因素,规范基层治安管理处罚可采用全方位设计规范制度、重构培训机制及监督机制等举措。

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

《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共同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前者明确了应予处罚的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的种类,后者则明确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2022年6月起,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应当进行修订。这是因为: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的描述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呼应,另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构成由轻到重、递进式的处罚体系。

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

传统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于全能行政监管者和无限监管资源的假设,采用融资准入对投资者实行无差别保护,已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需求。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应在整个证券投资过程中建立全民参与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其中,决策性的制度建设应分权给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监管者行使,确保其职能的独立和专业化;执行性的投资者保护工作应分权给一线的自律组织和金融中介承担,确保客户至上并避免利益冲突;保护主体应引入投资者的公共参与,引导其成为能动的自我保护者;公力救济要发挥行政执法的主导效用,兼顾其中的伦理性与经济性。以人人有权、人人有责的公共管理理念作为投资者保护的基点,《证券法》规范下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才能具有稳固的民意基础,实现繁荣昌盛。

论ICCPR语境下行政拘留制度的“司法化”改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平台,对行政拘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有助于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行政拘留制度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宜直接废除,但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革。实体层面应防止行政拘留对刑罚的僭越,将行政拘留期限缩短至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时,不超过5日。程序层面应引入诉讼化的构造,克服行政拘留处罚的随意性、监督的内部性以及救济的单一性弊端。在二元法律制裁体系中,行政拘留的司法化改革还应注重其与刑法的衔接,处理好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管制、拘役以及有期徒刑之间的折抵问题。

行政诉讼证据法制化与治安行政处罚证据

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制化建设对治安处罚证据的要求主要有:证据种类、形式、要求的法定化,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的规范化,证据效力的形式化,证明力的等级化,以及证据判断标准的明确化。这些都为办案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罚认证中高度主观化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客观化的标准,极大地促进了公安机关在治安处罚适用过程中牢固树立法制观念,严格依法行政,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研究——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是国家调整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道堤坝,同时也是限制国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人权的两部宪章。《治安管理处罚法》所描述的违法类型与犯罪类型相类似,甚至相同,二者之间会出现法条竞合的现象。因此,国家在调整社会关系上,应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治安处罚手段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应当根据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只有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程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才能动用最严厉的刑罚制裁手段。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以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为中心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社会保障志愿服务与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分析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法学院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表明:组织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素质能力,有效解决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环节薄弱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构建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进行社会保障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论治安行政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

行政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引进的一项新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公安机关在进行治安行政听证工作中,应当认真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健全和完善公开原则、言词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记录排他性原则。

“疏堵结合、控制源头”的烟花爆竹管理模式

作者对北京市近年禁放烟花爆竹出现的反弹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禁放出现反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单从燃放烟花爆竹习俗的传统性来看也是必然的 ;同时指出 ,单纯依靠公安机关的禁放执法已不能确保禁放的实施 ,也不能解决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作者根据民意调查的数据和结论 ,阐述了既要满足部分群众燃放的需求 ,又要将燃放造成的影响甚至危害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一普遍的愿望。在研究分析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疏堵结合、控制源头”的思路 ,并着重指出 ,堵住非法、伪劣烟花爆竹流入是顺应民意的关键 。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办理治安案件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有法可依。然而,在该法实施过程中,也逐步显现出立法上的一些不足。文章针对该法在立法上与实践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对策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论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作为问题

近年来,公民对民警行政执法中不作为问题的投诉呈逐年增加之势,在行政诉讼中,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也明显增多。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公安机关必须切实防止和解决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问题。

公安行政处罚适用新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基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章修改内容的分析

2018年公安部修改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涉及内容较多,其中,对公安行政处罚适用的若干规则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这些新规则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即扩大了行政拘留合并执行适用范围、补充了不予折抵行政拘留的强制措施、明示了超越期限继续办案事由、规定了免予履行行政处罚告知义务的事项、明确了案件审核人员的范围和条件、规范了对不予行政处罚案件的重新调查及处理等。各地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实务中,应当遵循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结合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对公安行政处罚适用的新规则予以合理把握。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法无明文规定、没有上位法根据、举重以明轻、人权保护和尊重行为地国法律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的主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会导致相关刑事案件侦破困难、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多发、同样的违法行为不能同样对待和对违法行为地扩大解释牵强等问题。《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双重优先性、尊重受害人意志和对"举重以明轻"的正确理解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有域外效力的根据。通过增加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是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全面衔接和公安部解释等途径,可以具体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近代中国警察治安处罚职权的扩张——以《违警罚法》的立法演进为视角

伴随着近代中国警政的发展,以《违警罚法》为首的治安处罚法规的立法渐趋细密,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重点监控流动人口;广泛援引治安章程予以处罚;制定诸多条款强行灌输国家观念。上述立法演变揭示了近代中国警察治安处罚职权的扩张,彰显了当权政府通过立法寻求权力扩张的努力。

“划分”与“碰撞”——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至少应当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包括与宪法的关系、与刑法的关系、与行政处罚法的关系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警察处罚权与其他行政处罚权的关系;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警察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