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特玛托夫《白轮船》中的神话图式

神话图式兼具神话与图式的双重特征,是人类童年时期对自然未知世界的神话化认知行为。《白轮船》中的神话图式具体表现为:作者首先在文本中生成了一个“始源”空间,即人类聚集地,与具有神性、主人公向往到达的大自然“目的地”形成二元对立,在“始源”与“目的地”之间构建了通往“彼岸”的“路径”,在俄罗斯民族强烈使命感的观照下,形成其特有的自然神话图式和思维。神话乃是集体意识、民族印记的核心。艾特玛托夫被誉为“吉尔吉斯人民作家”,他的小说《白轮船》正是吉尔吉斯民族自然神话思维的具象化,是苏联生态文学中神话图式的直观反映。

论艾特玛托夫创作的象征意义

艾特玛托夫作品以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题材 ,在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手法。以拟人化赋予象征意义 ,将神话、传说和幻想交替使用 ,引进虚的成分 ,虚实交错 ,将神话与现实交织 。

苦难·救赎·信仰——路遥与艾特玛托夫的比较研究

路遥受艾特玛托夫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借鉴、吸收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同时,也论证了创造性的转变才是对既定事实影响的真正继承。路遥用严肃的口吻转变了艾特玛托夫对苦难的温暖叙述、用现实追寻转变了艾特玛托夫的彼岸意识、同样用当下生活感转变了艾特玛托夫的宗教信仰意志。路遥在对待外来影响的态度上更显理智,他的创作也更富有本土化特质,这可能也是路遥的作品一直在读者群里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高建群与艾特玛托夫

我国当代著名陕西籍作家高建群一直注重学习、借鉴和运用外来异质文化的精华 ,使自己的创作处于不停顿的超越状态之中。他认真总结学习艾特玛托夫创作风格的经验教训 ,从草原回归黄土高原 ,由白房子返回窑洞。在超越自己的《遥远的白房子》的同时 。

来自旷野的呼唤——评《断头台》的叙事视角

《断头台》是艾特玛托夫八十年代的力作。作品中以动物形象作为人物形象的参照,增加了一个从动物观照人自身的独特视角,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通过狼的家族悲剧,向读者展示人对大自然的无情掠夺,并由此引发出对人类善与恶的哲理思考。艾特玛托夫以其作品浓厚的生态意识要求人类进行价值观的全方位变革。

神话策略下的诗性追寻——小说《白轮船》的诗化生成

《白轮船》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70年代的重要代表作。小说在写实的基础上穿插大量的神话传说,不仅把神话自有的语法体系带入现实故事叙述之中,调动作者意念化和抽象化的诗性思维,为小说埋下了诗意的种子,而且还使神话在新的结构中获得象征的力量,使文本充满了梦幻色彩,唤醒了读者的诗歌阅读期待,使读者从文本中读出象征、隐喻及神秘的诗歌经验。

新时期柯尔克孜文学与艾特玛托夫——从艾斯别克《大象的眼泪》谈起

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深刻影响了新时期柯尔克孜文学的发展进程,促进了柯尔克孜民族文学题材及表现方法的成熟。其中的启示意义对于今天的柯尔克孜文学仍有宝贵价值。

悲剧的力量 人生的永恒——论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中的悲剧意识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他善于用人物的回忆、内心独白、想象、思索、梦幻等手法,使他的作品更具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艺术构思。特别是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神话传说的运用,对揭示现实悲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中的“歌声”描写解读

吉尔吉斯共和国作家艾特玛托夫在小说《查密莉雅》中对男主人公丹尼亚尔的歌声进行了多次描写,这些细节不仅增添了作品的美感,在表现人物心理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带有浓郁吉尔吉斯风情的歌声也能反映出作家本人独特的民族审美,同时,在小说的影视化和域外译介推广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传播力。

苏联时期艾特玛托夫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建构与嬗变

追溯苏联时期艾特玛托夫创作在英语世界的学术接受情况,是在研究视域上对中国,乃至世界艾特玛托夫研究的重要补充。整体而言,英语世界的艾特玛托夫研究呈现出了较清晰的历史逻辑,即艾特玛托夫先后经历了"人道主义者"、"美学革新者"、"改革支持者"与"民族国际主义者"的形象建构与嬗变。该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轨迹,亦彰显了西方学者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立场。

论艾特玛托夫对曹文轩小说创作的影响

曹文轩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创作曾受俄苏文学的隐秘影响。其中,艾特玛托夫元素深度参与了曹文轩风格的构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成人—儿童”视角下的回忆叙事;温情模式中的苦难主题;象征与幻想的艺术手法。曹文轩将艾氏元素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形成其忧郁的创作风格,是中国儿童文学借鉴世界经典文学的典范。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视阈下《一日长于百年》研究

借助法国A.J.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发现,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小说叙事模式中因延宕而产生的悲剧性是作品的表层结构,而小说建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权力,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作品的深层内涵,点明了人在痛苦的道路上求索的人生真谛。

后苏联时代作家的认同危机与身份探寻——以伊斯坎德尔和艾特玛托夫为例

苏联的解体给一些少数族裔作家带来了身份、民族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认同危机。阿布哈兹族作家伊斯坎德尔在解体后经历了创作风格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最终在俄罗斯文学的普希金传统中找到了自我认同。吉尔吉斯族作家艾特玛托夫经历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机,他通过对先前"全球性思维"的拓展而完成了自我超越,成为一个具有宇宙视野和全人类意识的世界主义者。

全球化时代精神与生态的双重危机——论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的叙事伦理

全球化时代是大部分人被自己的欲望劫持的人质社会,直接后果是人类精神和自然生态的双重危机。具有世界声誉的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深刻洞察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他的长篇小说遗著《崩塌的山岳》深入反思了全球化的时代困境,批判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侵蚀,在相对主义的蒙蒙雾霭中坚守着道德和价值,对那些陶醉于全球化福音的肤浅乐观之人具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叙事

在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中,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并行不悖,这既与作家的成长土壤、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其后期的宗教思想、艺术导向关系密切。苏联改革时期,艾特玛托夫在"从根本上重估每一件事情"的反思中,逐步让自己的宗教思想摆脱了政治话语的阈限,"基督"、"上帝"在其作品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从艺术角度看,他的作品更多是对官方创作规则的适度反拨。与此相应的是,其作品摧毁了歌功颂德式的社会主流话语,代之以反乌托邦式的真实建构。与宗教思想转变相关的是,作家以科幻为依托,开始追寻另类"彼岸":完美的精神境界、发达的科学技术、行将消失的国家机器,这一切承载了作家的乌托邦理想。

灵魂与记忆——普拉东诺夫与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中亚书写

在文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苏联时期,俄罗斯族作家普拉东诺夫和吉尔吉斯族作家艾特玛托夫,分别在《章族人》和《风雪小站》中围绕灵魂和记忆主题对中亚这一地理空间展开文学想象。前者对虚构的中亚章族人抱以尊重的态度,并为身为返乡者和拯救者的恰噶塔耶夫安排了被章族人“同化”的结局;后者则围绕象征民族记忆传承中断的传统父辈和现代子辈的分化展开叙事。中亚少数族裔的文化记忆和传统被割裂,随之而来的是日渐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白轮船》中“鹿母”传说的生态道德与民族教育观念

神话学家认为,神话的作用始终是教化人们,将人们引入正途。现代作家经常在作品中涉及的古老神话,是现代人对古代道德理解的镜像反映。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中的鹿母神话,来源于吉尔吉斯的一个大部落,这是关于该部落人的起源的传说。艾特玛托夫教育思想的高度、对照范围的广度和联想的哲学深度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作品中,神话不止是神话,还构成了作家艺术意识中一个完整的抛物线系统。艾特玛托夫描写了一个民族的真实生活,提出了当代和20世纪人类的基本问题。这也构成了他作品中的民族教育思想:自幼接受古老传说教化的男孩无法应对新的文明;全球化时代因人们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最终不幸和灾难降临人类。这里的神话情节扮演着教育人的角色。吉尔吉斯的民间传说并不仅仅是那些现成的故事,而是一个向大地母亲痛下杀手的人类悲剧。这是对后代的警示。

论艾特玛托夫的“星球思维”

从吉尔吉斯的草原和群山走出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一位"立足本民族,放眼全世界"的思想者,以其对具有永恒意义的人类生存的思考和恢宏的"星球思维"而闻名世界。作家不仅在《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等作品中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进行了多方位的审视,还在社会实践领域积极倡导和组织了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活动,如在其倡议下于1986年召开的"伊塞克湖论坛",旨在探讨和展望新世纪人类与地球的命运。艾特玛特夫的"星球思维"立足于对人的信任,对人类理性的信仰,在当今不同民族的跨文化交际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中的系统性生态思想

艾特玛托夫在晚期力作《崩塌的山岳》中表现了深重的生态忧患意识。作家不止停留在生态危机"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行进在"为什么"和"怎么办"的路途中。作品的深刻内涵在于用文学的形式表现系统的生态思想:既描绘了一幅"金钱上帝"统治下的城市众生相,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揭示人类物化的悲剧,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不仅城市在市场暴力中沦落,乡村也成为"一种被用于流通的自然符号的消费"。生态文学中常见的二元对立结构被消解,生态斗士要面对的不只是部分人类中心主义者,还有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以"永恒的新娘"为代码的向上之途暗喻了作家的救世情怀,宽恕与非暴力的态度是解决生态与精神危机的路途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