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艺术:阿列克谢耶维奇口述小说的两种“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苦难记录中淬炼文学的人学本质,构建的不仅是一座个体记忆库与情感档案库、国情信息库与历史资料库,亦是一座教育资源库与文化遗产库。作品以微弱记忆承载宏大叙事,以他者言说代替全知视角,若干叙事主体在同一部作品语境中属于相同或相关的"行动元",众声喧哗形成的"复调和弦"凭借超强的历史代入感,爆发出直面真实的巨大力量。小说所分享的,正是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中最幽微、最隐蔽的部分。缘于著作以采访形式辑录而成,文本的叙事策略与文学性之间具有一定的间性特征,同时"非虚构"作为一种创作精神与美学判断,其哲学依据与伦理诉求都是有限的,被采访人不可避免地受到"罗生门效应""回想增长率"等的机制干预。阿列克谢耶维奇透过个体具象的创伤与破碎,引领受众抵达关乎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悲慨与忧思,获得的是政治诗学与文艺美学的双重生命。

俄语纪实文学问鼎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大诺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白俄罗斯历史上首位用俄语写作而获此殊荣的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擅长用与当事人访谈获取素材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她的作品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苏联解体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苏联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心理感受以及战胜苦难的勇气,充满了深沉的人文情怀。

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的“女性悖论”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名作之一。作为一部针对二战女兵的访谈录,该作含蓄地凸显了作者反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观。书中特有的女性悖论,即女兵的生存悖论、爱情悖论与正义悖论,证明了女性复杂多元的性别形象,极大地消解了西方传统中的性别本质主义观,对女性的"祛他者化"产生了积极作用,堪称女性主义文献文学中的典范之作。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的女性关怀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主旋律。七十多年来,随着俄国作家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反思,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彰显。阿列克西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中不仅反思了战争的残酷性与反人性,还着重探讨和挖掘了女性在战争语境下的生命价值和审美理想。作家通过打破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重构女性话语、谱写女性精神谱系表达了对战争中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肯定。《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既填补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女性历史的空白,也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峰。

当非虚构小说与女性主义叙事相遇——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为例

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视角。在当前非虚构小说浪潮裹挟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领域必然要走出虚构文本的舒适区,在非虚构文本视域下探索文体更迭带来的影响。就“非虚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模式而言,非虚构小说中关注弱势群体的特点与女性主义叙事吻合,这使二者的结合研究成为可能。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具有较强典型性,可视为非虚构领域下女性书写的巨大突破。其非虚构文体特点与女性主义叙事互相影响,使得叙述话语突破了传统叙事模式,并使读者在阅读中构建真实的女性化情感。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型战争叙事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3年新修订的小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建构了一种新型俄语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作家塑造了一批以“新亚马逊女战士”“新美狄亚”和“女性思想家”为代表的新型女性形象,以阿达莫维奇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村庄》为蓝本完善了“声音小说”的形式,并对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爱情”和“死亡”两大主题进行了去英雄化书写。由此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形象、体裁和主题三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俄语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突破。

阿列克谢耶维奇：女性历史话语建构的主旨与策略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作品通过采访的方式来倾听普通个体(大部分为女性)的讲述,记录历史危机中的大事件与小人物。由于口述史的原始性和叙事的女性立场,形成了当代文学中的“事实文学”体裁;而女性叙述者的大量出现,使她的作品成为众声中的独特文本。女性的历史话语通过她的作品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性别视阈和创作场域呈现出人类记忆的真实面目。以女性为叙事中心、异于史书、重构记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主旨和主要的叙事建构策略。

田野札记、录音笔与情感史——阿列克谢耶维奇现代性记忆书写方式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是白俄罗斯的一位享誉全球的作家,其选用了独特的“文献文学”的方式书写“被压抑”的记忆。以往的研究者多关注其记忆书写方式的表面形式,而忽视潜藏于记忆书写方式底层的现代性内涵的挖掘。本文拟从田野札记、录音笔式书写与情感史编撰三个方面出发,解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写记忆方式的现代性。

性别身份的重构——评C·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20世纪上半叶,苏联卫国战争将100多万女性席卷进强大的战争逻辑中,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既是对战争的真实记录,又是对女性的重新解读。作者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重塑'英雄'形象,通过'非虚构'的叙述模式,剥除女性的柔化外衣,消解性别差异的惯常作用。本文拟从重构性别身份的视角对作品进行评述并展现普通女兵们'小世界'中的'大历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叙事策略及生命书写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因其纪实文学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中对时代苦难的复调式书写而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创作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视角聚焦到了普通人的经历与话语上,展现出了平等的生命意识与崇高的道德关怀。本文试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作品着手,探讨其非虚构写作中呈现出的叙事策略,以及其对普通人情感与生命状态的关注和悲悯情怀。

斯维特兰娜·阿丽克西耶维奇诸事考

斯维特兰娜·阿丽克西耶维奇1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与她相关的许多事项,成为热点问题。本文首先考证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出生地,认为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对于阿丽克西耶维奇来说,既具有故乡的意义又具有"地缘政治"的隐喻性。第二,本文考查2015年瑞典学院的文学奖颁奖词(颁奖理由)认为其中的关键词"多声部"、"纪念碑"、"我们的时代",都有俄罗斯的文化-语言背景。第三,本文考察被作者斯维特兰娜·阿丽克西耶维奇称为"乌托邦的声音"的五部作品的文本问题,如出版过程,增删历史,符号-意象的文化渊源等等,认为斯维特兰娜·阿丽克西耶维奇的"多声部写作",是"选择性的多声部剪裁"。

从苏联解体到统一的俄罗斯文学被分解--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政治学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出生于乌克兰、用俄语写作的白俄罗斯籍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aнаАлексиeвич/СвятланаАлекс?ев?ч,1948-)。多重的身份特征,使她的获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各方对此评论不一。争论多集中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身份,及其用访谈形式所辑录的内容(苏联及其遗产),特别是这种书写方式所传达的非俄罗斯族作家对苏联问题的判断。此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折射出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形态背景、白俄罗斯作家创作的白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白文学之间关系的当前进程。

“核爆”悲剧的历史书写——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与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比较研究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书写了苏联的近代史:从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切尔诺贝利的"核爆",不是被他国侵略就是侵略他国,始终处在战祸与灾难中。大江《晚年样式集》书写了日本的近代史:从"二战"侵略他国、乃至招来灭顶之灾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福岛的"核爆",从未逃离"核爆"的威胁与恐怖。前者考察了苏联国民从"二战"至今的历史变迁中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者批判了"天皇制"下日本国民从"二战"至今所经历的灾难史。二者异曲同工地书写了不同国度的国民拥有着相似的历史记忆和悲惨命运,进而警示"核爆"问题已超越其本身,它预示着未来的时代将会走向"核兵器"时代,毁灭全人类。

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叙事的现象学解读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说《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是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以非虚构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其叙事与一般虚构小说不同,带有明显的现象学特征:叙事呈“原真还原”和“交互主体性”相呼应的双层样式。“原真还原”叙事以描述性语言,现象学“悬搁”、“回忆”、“联想”的方式,达到还原核灾难事件的目的;“交互主体性”叙事以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形成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实现对核灾难事件还原的深化。上述两层现象学叙事最终都指向对核灾难事件进行现象学性质的反思。

作者的声音:俄罗斯文献文学中的“变革”——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为例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以文献文学作品最为著名,其作品已在19国出版。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小人物感兴趣,关注的是渺小却因痛苦而变得伟大的人物。在她的作品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小历史,进而展现大历史。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收集到的每个核灾难受害者的不同声音绘成这次悲剧之后的令人震惊的真相,而作者的声音藏在自己书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思想和每一句话背后。俄罗斯文献文学经历了第四阶段的"变革"之后,以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代表的文献文学作者在自己的作品创作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作者并不是媒介,也不是他人言语的记录者,而是对自己作品进行加工创作的真正作家。

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作品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危机

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是诺奖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创作的核心主题之一,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鲜有涉及。本文将详细分析《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中苏联女兵基于性别的身份悖论、《锌皮娃娃兵》中由非正义战争所导致的锌皮娃娃兵身份困境以及《二手时代》中被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的“红色人"的身份危机,借以阐述作家对不同受难者群体身份认同危机的关注。尽管不同群体身份认同危机的缘由、表征、后果不尽相同,但均与其在权力政治体系中相对弱势的地位有直接关系。作家以口述实录的写作方式将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呼吁社会给予关注,这使其纪实文学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的废墟意象

白俄罗斯作家C.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口述小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中记录了众多幸存者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描述与反思,被核灾难变成废墟的家园是叙述者回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废墟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该书的一个重要线索与象征。除了物理空间中具有悬置性和审美性的废墟,切尔诺贝利人心中还有两座名为“切尔诺贝利”和“苏联”的精神废墟,他们不仅在现实中流离失所,在精神上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揭示出废墟的两种层次,以及作者通过独特创作手段表达出的个人立场与情感指向。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大众化写作

作为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一直倍受争议。就其写作方式,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与评价。本文认为,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写作既是面向大众的,又是书写大众的,而面向大众与书写大众的方式也是大众化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写作是大众化的写作。

文艺文献文学:俄罗斯纪实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以《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为例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С·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无论从国家历史,还是作家的独特经历、作品的主题来看,都与俄苏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家在继承俄罗斯纪实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点的纪实文学新体裁"文艺文献文学"。以《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为例,从文献资料的真实性、灵魂书写视角的独特性、语言创作风格的个性化、主题思想表达的复调性、写作方式的剪辑性以及作者身影的隐现性等六方面,探讨"文艺文献方法"对传统纪实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的创新和对纪实文学做出的贡献。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影响再探

中外学界大多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形式和艺术效果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理想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深刻启迪。阿列克谢耶维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继承不仅体现在复调书写、互文性关系和艺术效果等方面,还体现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维艺术世界为创作镜像,继承并发展其自由观、苦难观和爱的哲学,最终映照出对“小人物”的神性认同、对无辜者受难的同情以及对终极真理和共同社会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