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后农民福利变化研究--基于义乌试点地区的调查

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模糊函数,对浙江省义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后的农民福利变化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农民福利总模糊综合指数为0.568,农民经济状况模糊综合指数为0.542,居住水平为0.589,社区环境为0.632,社会保障为0.527,政治参与为0.570。研究结果显示,宅基地制度改革后农民福利水平总体得到提升;宅基地制度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宅基地制度改革降低了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也降低了农民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获得感。政策含义为,宅基地制度改革须坚持“农民生活质量不下降”“先立后破”的原则;改革推进的着力点分别是促进非农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和丰富社区建设,通过着力点的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全方位提升农民福利水平。

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法论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把罗尔斯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论称为先验制度主义,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维度上对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森认为,先验制度主义选择的正义原则的非唯一性构成了其理论的不可行性;按照先验制度主义的要求,人们在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中根本不考虑任何焦点团体之外的观点,这种具有封闭性的判断有程序上的褊狭性、焦点群体的可塑性和排他性;先验制度主义方法本身并不能对各种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的方案进行比较,对于令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而言,先验制度主义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从森对先验制度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中可以看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唯一性的相关回应并不能反驳森的相关质疑;用《万民法》中的理论亦不能成功破解先验制度主义具有的封闭性难题;用先验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公正社会的设计,与现实社会中与正义问题相关的政策、战略或制度选择迥然不同且相距甚远。森对先验制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推进现代正义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全球正义问题以及正义原则多元性与唯一性的再思考。

实现劳动的自由:马克思与阿玛蒂亚·森劳动能力概念的辨析

“劳动能力”作为一般性概念在阿玛蒂亚·森和马克思的劳动能力观中共同意指个体实现劳动的自由。然而,森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出发,将劳动能力视为个体凭借其获得收入和商品权益的资源禀赋,将个体劳动能力的实现等同于自由和充分的就业。因此,在森那里,劳动能力是指个体获得和选择自身所珍视的劳动,并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和商品的自由和机会;马克思将个体劳动能力置于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进行考察,劳动能力的实现体现为个体劳动能力获得培育、占有、外化和确证以及个体从劳动的强制性中摆脱出来,发展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能力的自由和机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并非造成成员劳动能力遭受剥夺的唯一原因,森必须扩展其劳动能力概念的内涵,将对个体劳动能力的考察从资本的流通领域扩大到资本的生产领域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性背景,以此揭示现代社会成员劳动能力遭受制度性和结构性剥夺的现实及其物质根源。

生态自由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谈起

阿马蒂亚·森把自由和人的可行能力结合,从自由的角度评价发展,超越了把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的增长作为发展目的的片面发展观,但仍然缺失自然生态的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既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多重需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确保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内蕴生态自由的向度,既包括对自然及其规律、人与自然一体关系的把握和遵循,也包括基于自然和顺应自然去改造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人与自然共生发展和自由发展。

社会福利指数构造的理论和方法初探

社会福利指数的构造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为了对社会福利指数进行正确的构造,文章首先对森所构造的福利指数的理论渊源及其局限性进行了探究,其次对国内学者所构造的社会福利指数进行了评析,指出其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文章就社会福利指数构造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提出了一些看法。

以自由看待教育发展——教育发展的价值反思与价值追求

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是否拓展人的实质自由同样可以作为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对教育的发展进行反思的价值维度。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现实的教育发展是否拓展了受教育者的自由,如何实现为了自由的教育发展,从而使教育的发展更具伦理价值,更能实现人类的美好生活。

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历史演变与阿马蒂亚·森的重建工作

追溯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古代经济思想曾作为伦理学之一部分而被思考,即使在古典经济学中,道德哲学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背景,只是随着经济学技术化、公理化和科学化,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才逐渐丧失了道德兴趣。然而,经济学要回到对现实问题的真正思考和解释,就不得不深入经济学公式背后的伦理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复兴经济学中曾有的伦理旨趣已然成为当今的一股思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掀起了一场恢复经济与伦理学联盟、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革命”。

基于阿玛蒂亚·森理论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研究——以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为例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实现社会机会的自由,社会所提供的教育安排能够使个体更有效地参与经济生活。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实行"小手牵着大手,走出大山、摆脱贫困",实施集中办学、民汉合校和"双语"教育的扶贫模式让边远牧区的少数民族孩子也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实现了"实质自由",缓解了能力贫困,体现了教育在衡量贫困指标中的重要性。

阿马蒂亚·森的分配正义观

阿马蒂亚·森的分配正义见解 ,以主体为中心 ,一方面强调分配上的能力本位 ,主张源头的产出保证 ;另一方面 ,注意分配是外部条件 ,提倡分配过程中的权利平等。这是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具体化 ,是从经济伦理学的视野对分配正义的新认识。但是对能力及其与效用关系的解释上 ,需要进一步完善。

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作为自由的发展——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的相互影响

正义和发展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更快地发展和更好地实现正义,都是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比较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它们分别被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目的是揭示正义与发展这两种基本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是罗尔斯和森在长期的学术对话中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思想的产物。正义观和发展观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们的真实利益所在,什么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恰恰是在基本的利益观上达成了默契。正义和发展都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信念和尊重之上,都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

简论阿马蒂亚·森理论对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自由"有超越效率、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自由"的基础是要有"可行能力"。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中国反贫困对策的核心是政府要通过恰当的公共政策来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

以可行能力看待不正义:论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

森的正义理论有三个关键的部分或问题,以可行能力而非益品或效用作为评价不正义的信息基础,而这涉及评价空间的选取问题;因为基本的可行能力的严重缺失(或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的要求应当旨在消除这种不正义,而这涉及正义原则的形式问题;无论最终选取哪种正义原则,都应当对之进行辩护,而这涉及公共理性的界定问题。

超越福利国家:自由发展观的考量与审思

福利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创造神奇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危机与挑战。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福利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困境,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西方学术界的左、中、右三个学派均从各自角度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福利改革重组方案。这些思路对于福利国家的基本内容和根源考虑不足。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为福利国家的福利理念、福利内容和福利提供机制的反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启示与参考。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应该在坚持国家福利作为、深化福利内容创新、积极培育福利主体三个维度上有所作为。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述评

阿马蒂亚·森在自由问题上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自由与偏好相关．也与个人的理性相关。而他影响最大的贡献是证明了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后者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其基本含义指不存在一种可以同时满足无限制域、帕累托原则和最低限度的自由这三个条件的社会决策函数。森的论述对自由意志论一厢情愿的信念构成了深刻的挑战,其贡献值得我们记取。但应看到,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森的各种观点缺乏有机的综合,呈现出折衷的特点。

罗尔斯“公正制度”与阿马蒂亚·森“公正社会”的路径差异

罗尔斯的"公正制度"是解决正义问题的一种方式,其出发点是先验的,以理性推论方式建构"公正制度"。不同的理论对"公正制度"的先验出发点的质疑,产生了理性推论方式的变化,使"公正制度"建构呈现出诸种理论样式并出现明显分歧,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各种缺陷。阿马蒂亚·森的"公正社会"理论与之相对,提出了以实质自由、可行能力为目的的正义论方案,把"公正制度"作为解决正义问题的工具,以期实现正义的真正价值。

论阿玛蒂亚·森的不平等理论及现实价值

森认为现代社会几种典型的平等理论——功利主义的效用平等观、罗尔斯的基本善平等观、诺齐克的权利平等观、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观——均存有对不平等的遮蔽之不足。森通过"能力评价体系",说明不平等实质上是个体的不同等的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其内容主要包含"生活内容"、"能力"与"自由"等范畴。我们认为,森的能力不平等观的重大现实价值在于其将有利于人们用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不平等问题,并要求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不再仅仅以增加个体收入为中心,促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参与是发展的重要目标。

资源平等抑或能力平等?——评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

在当代平等观中,人们在关于"什么的平等"这一问题上存有很多分歧。文章从当代平等观争论的主要问题——"什么的平等"入手,来研究罗纳德.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在平等问题上的争论。在分析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这两种平等范式的基础上探讨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及其在西方学界所引起的回应,最后对上述争论进行评价。能力平等注意到了资源平等所忽视的个人在资源转化能力上的差异,但能力平等和资源平等一样都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论研究

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我们既要正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经验教训,又要借鉴先进的发展理论思想指引前行。不同于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阿玛蒂亚.森的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人的实质自由,而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种工具性自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效保障,这样的发展思路和方式有助于实现人的实质发展。

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作为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却贫困依旧,农民的贫困并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更表现为因收入的相对剥夺而导致的能力的绝对剥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虽然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但却在当前众多对农民生存境遇的探讨中,通过农民所面对的贫困、能力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农民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更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阿玛蒂亚·森发展观与中国农村社区福利服务发展

农村社区是个体农民与社会联系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福利服务与农村社会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与融合性。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唯经济的发展理念,忽视当地居民的实际幸福感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对中国农村福利服务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中国农村社区福利的发展与完善,将在新发展观的框架之内,从内生建设、政策支持、基础设施以及专业服务等方面推动农村社区福利服务发展,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福祉为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