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珍善本唐代诗文集叙录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唐代诗文珍善本文献包括别集三十种、总集九种,就版本类型与质量而言,有古写本、抄本、宋元及明清刊本、活字本等,其中,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被纳入“日本国宝”,唐写本《赵志集》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同时对唐代文学与文献的整理研究亦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叙录的撰写,以期为国内外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有用的图书版本信息。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基于数据挖掘探索《中华医典》中瘿病治疗用药规律

目的:探讨《中华医典》中晋代至民国时期瘿病的治疗用药规律。方法:在《中华医典》中检索从晋代至民国时期的瘿病内治方,采用SPSS Statistics 21.0对高频药物进行聚类分析,挖掘药物使用规律。结果:海藻、昆布和酒的频数最高;软坚散结药的频数最高,其次为养血活血药、化痰散结药、清热祛湿药、清热解毒药、理气药、益气健脾药,温通阳气药频数较低;聚类分析最终形成5个聚类,分别具有"祛风解表、清热化痰""补气养血、活血散结""温阳散结、化瘀消瘿""理气化痰、解毒利咽""清热祛湿、化痰散结"的功效。结论:《中华医典》中记载晋代至民国时期治疗瘿病时最常使用的药物是海藻、昆布和酒,最注重软坚散结法,并配以理气、补气、活血、温阳、清热解毒、祛湿等治法。

汉末魏晋诗人的时空慨叹

汉末魏晋诗歌重思辨，善于从时空的高度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本源。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诗歌，诗中充满了对人生苦短、时流倏忽的慨叹，诗歌风格苍凉而幽愤。及至东晋，王羲之、陶渊明用对自然人生的彻悟和特有的审美观稀释了人生短暂带来的痛苦，时空意识逐渐趋向和谐、宁静。

试析魏晋南北朝诗人写作的模拟袭用现象——兼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诗歌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诗坛模拟袭用之风盛行,诗人在模拟与重复中感受并彰显诗歌形式美的各种要素,对于促进古典诗歌走向成熟以及诗歌意象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因模拟袭用之风推动,魏晋南北朝诗坛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别在内容、情境、语言、风格诸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诗篇,甚至导致传播过程中某些诗篇署名的混淆。探讨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的相似,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唐宋金元文论“衰落”、“隆起”辨

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文论"衰落于唐宋金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文论发展至唐宋金元,并不是"衰落",而是"隆起"。唐代诗学文论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如在"唯美"一系,进一步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式运动",提出"对偶说",促成了律诗、绝句的建立;提出"诗境"论,成为中国"诗文评"核心理论思想之一"意境"的起始;晚唐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观点,影响深远。在"尚用"一系,则有元白诗论、韩柳文论等等很有特点的思想。至宋,"诗文评"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繁荣和再提升:诗话、词话、文话("四六话")如雨后春笋,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此类作品如春河开闸,如繁花绽放,成为中国古代"诗文评"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开创了"评点"的新形式,到明清更发展成蔚为壮观的"诗文评"重镇;古文理论(欧苏甚至包括理学家的极端论调)也有新的拓展;尤其是对诗文自身性质特点的把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沧浪诗话》尤为出色。

朝鲜朝“异端派”诗人金时习的汉诗论析

金时习是朝鲜朝16世纪著名的"异端派"诗人,作为一个在黑暗的王朝统治时期选择绝意仕进、浪游归隐而坚决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异端分子,他创作了大量汉诗,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丑恶现象,关怀民生疾苦。而对金时习的生平、人格、诗学观、独特诗风的简论,对部分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原因的解析,都有助于深化对其诗歌的"异端"特质的认识。

论元好问与金代的乐府诗

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乐府诗,是乐府诗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座艺术高标。这一时期的乐府诗,虽然具有两宋乐府诗的某些因子成份,但重要的却是"以唐人为旨归"后的一种成果展示。金代诗人之于乐府诗的创作,不仅继承了杜甫"忧黎元"、白居易"补时阙"的创作宗旨,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的新乐府诗,并且还以对歌行类乐府的雅好,而使得七言歌行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创作时尚。两宋乐府因与音乐脱离了关系,而为一种仅供人们阅读的案头文学,金代乐府诗则使这种案头文学又回归到了"原生态"时期,即其大都可配乐而唱。这种回归,显然是乐府诗史上的一种进步。

王肃《论语》注初探

现存的王肃《论语》注与郑玄《论语》注,其差异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学术层面上:第一,知识层面上,因为经文文本文义的模糊不清或经文的断句分歧、字词训解不同,从而造成了郑玄和王肃对同一经文理解的不同,不是王肃故意与郑玄注对立,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第二,学理层面上:"王学"反对"郑学"注经时掺杂谶纬,王肃《论语》注既较郑注更为简约、理性,少有谶纬说经,而其少部分又注重义理发挥。郑玄《论语》注和王肃《论语》注的上述差异,远不能反映郑(玄)学、王(肃)学之争,尤其是两者在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仅就此而言,当前学术界似有夸大郑王之争之嫌!

“義”字源流考

汉字是汉民族丰富文化积淀的承载物,通过对汉字字源的探究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字义的扩张和引申的脉络。从汉字构形思维方式出发,对“”字的形体进行分析,以形说义,从文化角度对“”字的本义、引申义进行解读,逐层剖析其承载的文化信息,从而认识和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些情况。

诗家仙佛终无缘——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通过对现存史料考证,未发现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有酬唱的诗文以及互相交往的记载;认为李白与王维人格之质的牾不谐,以及李白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才导致了上述文学史实的发生;对李白这一矛盾复杂性格特征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白的思想,读解李白的诗歌。

唐代诗文中“华胥国”意象及其内涵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唐代诗文,分析"华胥国"这一诗文中的常见意象,意在明确其内涵,为古为今用之借鉴。分析认为:唐代诗文中有的借"华胥国"歌颂盛世,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有的借"华胥国"讽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还有诗文歌颂"华胥国"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谐的民俗,这些均丰富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内涵,并赋予了时代特色。

“西晋说”:从“洛阳纸贵”再探“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时间——对方汉奇先生“中国古代报纸出现时间”议程设置的再思考

"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出现时间,可以溯至西晋的"洛阳纸贵"时期(亦即提出"西晋说")。"洛阳纸贵"时期为公元296—300年间。提出"西晋说"的意义在于参与学术争鸣并创新考证方法。

《清人别集总目》订补

《清人别集总目》是一部全面著录现存清代诗文别集的大型工具书,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源信息和检索途径。但该书也存在人物传记有误、书名著录错误、作者姓名错讹、总集误为别集、版本信息错误等著录失当纰缪之处,须加以辨订和修正。

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研究

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是强调身体以及坚持身心一元的哲学,与静思的身体观相比更加注重行动着的身体的重要性,金代体育所蕴含的身体观与中国古代身体观一脉相承。运用文献资料法对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感应性、整体性、践行性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主要特性;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主要包括"身教融通""身道互融"和"身国一体",这三方面分别与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三个主要特性相对应。金代体育的身体哲学与金代国家命运有着重要的关联。

天然禅师五古与汉魏两晋诗

天然禅师的五言古诗,惯于模拟汉乐府、《古诗十九首》、曹植、左思、陶潜等汉魏两晋诗作,在效仿原作题材的基础上,突破原作的立意,阐发了自己的委心任运、无待于物的人生观,从而形成古雅浑厚、恬淡自然的诗风。尤其是《不饮酒二十首》,针对陶潜《饮酒二十首》而作,尽得陶诗神韵,又阐发了超越陶潜、纯任自然的隐逸观。

魏晋南北朝艺术论略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但也正因为动荡战乱,才带来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客观上分析,这是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文化交流及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从魏晋南北朝的歌舞乐《清商乐》、《神弦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及文人画出发,来分析阐释当时艺术发展的动力及特征。这些古代作品表达了创作者以及欣赏者的情感及心理,也表现了当时中国艺术哲学中宁静致远、平淡天真的文人审美情怀。经济的不断繁荣、文化的交流融合、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佛教艺术的迅速发展,这些因素都推动着艺术向前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延续了长达1600多年的历史,并有着质的变化,成为中国艺术的分水岭。

宋金以前歇山建筑技术研究综述

歇山是我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屋顶形式之一,等级高、应用广、技术有代表性,因此歇山是我国建筑史,特别是建筑技术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宋金以前歇山技术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本文以宋金以前歇山技术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从技术要点的角度梳理了其自1931年以来的研究,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著录《和项王歌》考

总集编纂往往在细微处体现编者的观念。作为先唐诗歌总集的杰出代表,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探讨总集编纂的重要范本。就虞姬《和项王歌》一诗而言,将逯书与冯惟讷《古诗纪》收录情况进行对比,有四处明显不同,涉及作者名字、诗歌题名、正文校勘、编纂体例等问题。逯书将“虞姬”著录为“美人虞”,将该篇定名为“和项王歌”,以及将该篇置于楚霸王“垓下歌”之后、在文前增添“美人虞”小传等做法颇为得当;而将“贱妾何聊生”改为“贱妾何乐生”则或可商榷,而没有像冯书一样点出五言诗源流,当为憾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逯钦立先生的用心,也可见总集编纂之困难。

杨奂的咏史怀古诗研究

杨奂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咏史怀古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既体现出史学家的理性与严谨,又表现出诗人灵活的艺术构思,呈现出同质互文与异质互文相交融的特点。杨奂在这些诗作中借古讽今,抒己之怀,流露出忧国忧民、伤时感事的思想感情。作为元初北方文人的代表,杨奂在金元易代之际的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