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用典特色之探析

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广泛征引中国古代典故,可谓文梓共采,笔墨同辉。林明德主编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卷六“拟人类”中有15篇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其用典内容涵盖广博,海纳百川;用典方式剪裁融合,浑然天成。古代朝鲜动物拟人类假传作品中典故的运用体现出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娴熟掌握,不仅有助于丰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助于表达作品的寓意和主旨,这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亦是朝鲜文学史上的瑰宝,值得研究和鉴赏。

古代朝鲜的岳阳楼书写

最晚于高丽朝中期,岳阳楼便已借助文学及文化传播,实现了“自然景观—本土文学—异域文学”的跨界传播与文化增殖。时空所限,古代朝鲜的岳阳楼书写仰赖中国诗文给养,杜甫《登岳阳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及潇湘八景之一《洞庭秋月》成为其重要书写范式。古代朝鲜文人通过高度文本化的岳阳楼“风景”激发海东岳阳楼文学书写,并以此诗意化地观看、解读古代朝鲜的本土风景,进一步阅读、认知日本风景,由此塑造出古代东亚文人间共有共通的审美世界。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中经历了由高丽朝文人士子自下而上的推动、朝鲜朝初期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设、17世纪达到高潮、朝鲜朝后期发生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不同散文作品契合了朝鲜古代不同时期政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被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之中,甚而成为朝鲜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批评话语影响、朝鲜古代的政治生态、民族散文批评话语构建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古典散文域外传播和接受的典型特征,在东亚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同华之异:古代越南与朝鲜的华夷观比较

华夷观源于中国,作为传统东亚社会用于认知“自我”与“他者”的话语模式与叙事范式,伴随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传播至古代越南与朝鲜两地,成为其提升自我中心性与文化优越感的策略表述。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在相对迥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动机下形成富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各华其华”观念与“小中华”思想。因此,通过比较古代越南、朝鲜华夷观的差异性,可以考察华夷观在传统东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复杂与多样的跨主体性,进而探研华夷观作为前近代东亚式民族主义思想源泉的发展理路及其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述论

根据对现有数份书目的统计分析,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总量可观,但其主体为清中后期坊刻本及清末民国时期铅石印本,学术文献价值相对较高的明版及清早期刊本藏量有限。不过,其中仍不乏孤善之本,既有《型世言》《莽男儿》这样的中国亡佚小说,也有《皇明英烈传》《百家公案》《廉明公案》《醒世姻缘传》《引凤箫》等明清小说的早期重要版本,足资学术。而在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朝鲜王室及燕行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虽说在儒学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朝鲜半岛中国通俗小说整体上仍难以登入大雅之堂,但凭借汉字文化的特殊力量,它们终究在或明或晦的时空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人。

记忆与想象:古代朝鲜文人的湖湘胜景书写

作为极具湖湘地域文化特征的自然胜景,潇湘、洞庭湖、衡山借助“潇湘八景”的海外流播,成为海东文人稔熟于心的书写对象。潇湘、洞庭湖、衡山三者常常作为湖湘文化的“隐喻”而被赋予了相对稳定的意旨:潇湘被古代朝鲜文人视为寄托哀思,存放理想的自由处所;洞庭湖被视为怀古感今,忧国忧民的诗意空间;衡山则被视为失意悲愤、苦闷归隐的理想家园。古代朝鲜文人的湖湘胜景书写蕴涵着经典传诵之间,中朝诗家共鸣同感的审美情趣,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平等对话交流中进行彼此理解,进而促成各自文化意义增殖与再生的鲜明例证之一。

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

"两班"及其文化是古代朝鲜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两班起源于高丽,而两班文化成熟发展于朝鲜王朝时期,其典型形态是在地两班。在地两班于16世纪时走出京城返回农村,并构筑了自己的永久世居地和文化根基。他们在朱子学的价值体系中,远离商品经济,营造了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文化,成为朝鲜王朝稳定的社会体制基础。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探析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日常习俗等各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在今后的文化交流中,中韩两国既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要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独特性,扩大双方的共同性。

朝鲜古代“天机论”的形成与发展

韩鲜文论中"天机"这一用语及概念的大体范畴主要借用于中国。在朝鲜古代言及"天机"的文人,涵盖朝鲜朝前期的士大夫文人、后期的委巷诗人及实学派作家等。在中国的"天机论"中,"天机"的概念仅停留在古代艺术理论初级阶段,还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美学思维范畴;但在朝鲜,"天机"概念既没有脱离本来的载体,又在朝鲜朝后期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诗论概念范畴,具有更高层次的美学思想内涵。

也谈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与都兴智先生商榷

都兴智《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所主张的古朝鲜曾占有辽东、辽西以及关于貊人未曾生活于辽东、《山海经》所记“貊国”分布于辉发河、北流松花江流域等问题,都是值得商榷的。治史应重视文献考证,而后者并非“改史求证”。

14、15世纪朝鲜汉语教材与元明时期的戏曲小说——以《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为中心

古代朝鲜重视学习汉语,至今留存有《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等专为朝鲜人编写的汉语教材,其中部分内容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的改编、仿制或直接袭用。古代朝鲜的汉语教科书与元明时期中国小说戏曲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紧密的关联,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域外传播的途径之一。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近4000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就已影响深远,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古代韩国中华文化体系构建历程

受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及信仰等因素影响,基于民族或国家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往往具有特殊性与排他性。纵观历史,由于古代中韩之间在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方面存在强弱之分,因此古代中韩之间出现了文化单方向流动现象。从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到汉四郡时期,代表中华文化的政治势力在朝鲜半岛建立了强大政权,使中华文化得以直接在朝鲜半岛传播。此时期,以汉字、农业生产技术、法律、官制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开始传入韩国。韩国的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时期,虽然代表中华文化的政权退出了韩国历史舞台,但此后的韩国历代王朝均奉中国王朝为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农业生产等方面学习中国。在此背景下,儒教、佛教及当时中国文学作品等流入韩国。如此一来,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慢慢在韩国文化中出现了"中华文化体系",而它对韩国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论古代朝鲜女性汉诗创作的感伤特色

古代朝鲜的女性汉诗创作在整体上具有感伤的特色,这种感伤特色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在它的影响下,女性汉诗创作在艺术上形成了温润委婉、细腻柔和的特点。

简论古代中国与朝鲜的音乐交流

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有着密切联系,两国的音乐交流频繁。在吸收中国音乐文化的同时,朝鲜也把她独特的音乐文化传入中国。朝鲜音乐丰富了中国的音乐宝库。

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和音乐文献

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接受了中国音乐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宫廷音乐的主体%D%D被称作“雅乐”的祭祀音乐和被称作“唐乐”的燕飨音乐%D%D其骨干都是来自中国的音乐。该文根据保存于韩国的历代文献,对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及其典籍作了概括论述。本文认为:这宗文化遗产是中国音乐及其理论同朝鲜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既可以说是朝鲜人民的创造,也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再生形式。因此,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史料是中国音乐史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学者的工作是中国学术的必要借鉴。

古代朝鲜女性汉诗中“酒”的意象

对古代朝鲜女性汉诗中"酒"的意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在古代朝鲜女性社会生活中,酒是社会交往的工具,是抒发情感的媒介,是获得精神自由的途径;饮酒赋诗是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的手段。

从李齐贤诗中地名透视其在华创作的心路历程

朝鲜古代杰出诗人李齐贤曾长期居留中国,为中朝文学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李齐贤积极学习、吸纳中国文化,也以地名入其诗,不仅表达了自己内心繁复的情感,而且也展现了他的智慧与领悟,丰富和发展了汉文化。应该说,这是李诗艺术方面的一个景观,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李诗的某些特征,值得加以研究。

古代中朝关系史中“事大”与“字小”问题的认识论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历史上,朝鲜半岛政权长期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事大"政策;同时,中国封建王朝对朝鲜予以"字小",由此双方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相互关系。"事大""字小"问题与"殖民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该问题辩证地看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朝关系,做到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加强中朝(韩)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对东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大有裨益。

近二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古朝鲜的研究与课题

古朝鲜为东北亚强盛一时的古代国家,其势力范围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研究古朝鲜历史的主要国家是朝鲜、中国和韩国。探明古朝鲜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不仅对朝鲜民族源流问题和早期国家形成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可以推动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古朝鲜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然因史料的极度稀缺,加之上述三国学者在研究视角、历史史观、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导致观点多样,分歧较大,集中表现在对檀君神话、箕子朝鲜等重要国家起源问题上的分歧,并引发了与之相关联的朝鲜民族起源、半岛文明发祥地、古朝鲜历史发展过程等问题的论战。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止的20年的朝中韩学界对古朝鲜历史的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在详细介绍了三国历史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同时,较为系统地阐明了这20年间朝中韩学界各自的研究传统和特点,观点的变化与对立。同时,在梳理前期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檀君朝鲜的看法和今后古朝鲜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课题主要包括注重考古资料和交叉学科的利用、尽早划分古朝鲜概念及其研究范围,以及端正在研究古朝鲜史上的治学态度、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