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柏林空运(1948-1949)

为了迫使英美等国中止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苏联在1948年6月切断了柏林与德国西占区间的陆路交通,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柏林封锁开始后,英国领导层迅速决策,于较短的时间内出台了利用空运打破封锁、并配合外交和谈的政策。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英国一方面通过积极地沟通和协调,引导美国在空运问题上的决策;另一方面,游说美国持续提升运输力度,削弱了苏联以封锁为武器阻止德国分裂的策略效果。柏林空运在推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解决和西德国家的筹建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学者们对英国在空运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评价褒贬不一,需要重新进行客观地评判。

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

近代是英美关系发展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在此过程中,国际体系及其变更、地缘政治、心理要素与文化制度的认同、新兴强国崛起和国家战略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英美历史性接近的结果,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就深远影响来看,它还使美国开始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并促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另一项重大事态的出现———美国世界霸权的逐步确立。

侦诉一体化:我国检警关系之重塑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定位准确、线条流畅的检警关系对于诉讼机制的协调运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检警配合制约模式,却导致了我国检警关系的错位。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检警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检警关系予以重构。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英美在美洲权力和平转移的原因分析

英美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双边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转折,以和平的方式在美洲完成了权力转移。在国际层面上,英国世界霸权的衰落,欧洲新兴强国的崛起令英国应对不暇,而同为新兴大国的美国所主导的美洲体系的崛起则填补了西半球权力的真空,同时与英国的世界霸权体系互为弥补。在国内层面上,英国经济军事实力下滑,美国国力蒸蒸日上,但双方以仲裁、谈判等外交手段不断化解双边关系中的冲突与摩擦,建立起两国间的信任机制。此外,在主要政治人物的引导和参与下,两国相通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政策思维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几种合力共同推动英美两国之间以和平方式完成在美洲的权力转移。

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与英美核同盟的建立

二战后英国政府一直谋求与美国建立核同盟,意在保持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并借助美国确保英国和西欧的安全,维系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日趋紧张的国际冷战局势、英国在核领域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英美相似的安全战略原则以及美国对自身全球利益的考虑,最终促成了英美核同盟在麦克米伦执政时期得以建立②。

帝国权力更替的开端——20世纪30年代美英太平洋岛屿主权与跨太平洋航空之争

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围绕中太平洋的二十多个岛礁,美、英两国曾发生过较为激烈的领土主权争端。美国从这场较量中脱颖而出。它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国际形势,牢固地把握了主动权,在坚决维护自身在夏威夷的垄断地位的基础上,又借机进入原为英国势力范围的大洋洲腹地,掌握了跨太平洋空中航线,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牢固确立了自己在太平洋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而深处内外困境的英国则节节败退,不断失去自己在太平洋的关键据点,甚至无法保护原本属于自己的海外属地。这场美英之争本质上是新技术条件下美、英对太平洋地区秩序的重构。它既反映了太平洋霸权的转移,其结果也加速了霸权转移的过程,宣告了美国主导下的"太平洋世纪"的到来。

美国的政策、英美“特殊关系”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兼论联盟关系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和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的联盟关系在美国和英国的双边关系中的突出反映,集中表现在双方在涉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危机和非危机的情况下对对方外交决策的制约、作用和影响。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体现了冷战时期联盟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后果和影响是巨大的。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英国在危机中的反应,一方面充分说明了盟国在制约危机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地反映出联盟作用的有限性和潜在的危险性。美英在危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判断和处理沿海岛屿的地位,并不是两国对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认识的根本分歧。

西欧联合运动中的美英关系

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 ,英国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它对美国的全面依赖及本身的优势条件 ,构成美国与英国结盟政策的动力和基础。美国对英国结盟政策追求一系列目标 ,特别是期望它在西欧联合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英国拒绝参加西欧经济一体化的表现与美国推动西欧联合的方针相去甚远 ,其后在美推动下 ,终于转向欧共体。英国迫于安全需要 ,积极配合和支持了美国促进西欧军事联合的方针。美英“特殊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互相利用的联盟关系。

墨西哥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美墨关系

1917年墨西哥政府颁布了一部限制外国人在墨拥有财产的新宪法。此后不久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曼发电报给墨西哥领导人卡兰萨,提议双方建立同盟关系。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全国,不久卡兰萨宣布没收英国在墨西哥的最大投资——铁路。这一系列举动严重激化了墨西哥与美国和英国的矛盾。1917-1918年,美英之间就如何处理与卡兰萨政府的关系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但由于需要美国的帮助,英国政府最终作出了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英国失去了在墨西哥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控制。

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决策分析——不对称理论的视角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冷战期间一次重要的多边军事外交危机。英国在这次危机中遭遇了重大失败,其中的关键是英美两国在最后关头的决裂。为何有着“特殊关系”的两国却在最后时刻分裂,而英国的诸多决策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做出的?战略与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利益以及领导人性格等既有解释并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不对称理论认为权力的不对称导致强国与弱国在关注点、相对地位、两国关系环境以及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并通过“金规”机制产生结构性错误知觉。结构性错误知觉在英国的决策过程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错误估计了美国支持它使用武力的决心;二是忽略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诉求与它并不完全相同。这些结构性错误知觉最终导致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惨败。

侦诉关系研究

当今中外侦诉关系可分为侦诉合一关系模式、侦诉独立关系模式、侦诉分立制约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侦诉分立制约模式导致我国侦诉关系的错位,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侦诉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侦诉关系予以重构。

试论第三次日英同盟

1911年续订的第三次日英同盟,起因于英国竭力想要避免因同盟义务而卷入可能发生的日美战争,而日本出于避免在国际上被孤立、制衡俄国、平衡英美关系、继续侵略中国等考虑,也接受了这个没有军事协议的军事同盟。

华盛顿会议上的“英美派”外交官

“英美派”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之举。但在面临大国秘密外交与强权政治的严酷现实下,中国人期望美国标榜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落空了。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派”外交官以日益觉醒的国内民众为坚强后盾,利用美国舆论的支持与有利于中国的远东国际局势,展示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与斗争技巧,其“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初获成功,终于收回了期待已久的山东主权。

二战末期英国太平洋舰队对日作战刍议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英国参加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问题得到解决。英国一方面加紧建设悉尼基地和辅助船队,一方面在实战中积极演练集中使用航母舰载机空袭陆上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克服了战术要求和后勤供应上的困难,完成了太平洋舰队的组建工作。英国太平洋舰队建军后主要参加了冲绳战役等行动,有利地支援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反攻。英国借由对日作战成功地收复了东南亚殖民地,提高了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事务的话语权,推动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并促进了战后英国海军技战术的革新。

英国、美国与“闪电”导弹事件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英美两国政府都致力于恢复和加强因苏伊士运河危机而恶化的两国关系,并将核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决定向英国提供“闪电”导弹。随着美国对欧政策的变化,加上“闪电”导弹研制费用的不断增加,肯尼迪政府决定取消研制计划,由此引发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使英美关系一度出现紧张。双方经过多次磋商,美国决定以性能更为先进的“北极星”导弹来取代“闪电”导弹。作为当代英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这一事件深刻揭示出双方关系的复杂性。

英美关系的变迁与英国的世界地位

英国从掌控世界霸权到走向衰落的过程,正是美国立国、崛起、扩张、称霸的过程,如何看待和处理与美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关系,是英国面对的最大挑战,而总体上讲,英国的应对表现出了一个成熟国家的智慧和经验,无论是在如日中天之际还是在夕阳西下的境况中,都能够对势易时移做出冷静的判断并主动去顺应,力图保证事态以缓慢和平的方式发展,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自身利益。

英俄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势

英国脱欧事件将引起欧洲格局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打破了现有的国际格局。在脱欧的大环境下,欧洲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俄罗斯地位的上升。未来英俄关系将是欧洲主要的大国关系之一,它将深刻改变国际关系。

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持平会导致相互冲突。根据这一理论主张,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在走上大国对抗的老路。应当承认,权力变迁确实会诱发主导国与崛起国的紧张局面。但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需要可以促成新旧权力之间的认可与协调。这是中美关系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1945年以前是进攻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由于权力工具能带来显著收益,且国际协调的空间较小,主导国和崛起国都倾向于采用竞争型战略,于是它们经常陷入对抗局面。1945年以后是防御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竞争型战略不再是占优战略,随着协调型战略进入策略组合,"混合策略"成为行为体互动的策略。其结果是,尽管相互合作的最优局面不易出现,相互对抗的最差局面却是可以避免的。在经验层面,英美在美洲的早期竞争揭示出权力变迁导致关系紧张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但是,美国政策辩论中肆意放大中美关系对抗性的观点是值得警惕的。时代的发展和两国的利益都要求中美实现协调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