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以诗注礼,以礼笺诗:郑玄对《诗》义之解析

郑玄注《诗》与三礼时,采用诗、礼互证的方式,为诗、礼之间建立了联系。郑玄以诗注礼,是指注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对礼的义解所在。以礼笺诗,即援引三礼笺注诗句,注诗时对礼制的引证蕴含其对《诗》义的理解。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造成了诸多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注解为今人观察理解先秦礼乐之制与《诗》之义解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

美、刺思想是《毛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诗序》在确立这一对概念的同时,强调以《诗》"谲"谏,郑玄完整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唐代政治现实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太宗亦颇能接受,他们将《诗序》、《郑笺》所倡导的谲谏转变为直谏,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毛诗》的美、刺以及由此衍生的直谏思想,是整个唐代文化精神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诗毛氏传疏》训诂“刻意求新”析论

《诗毛氏传疏》是陈奂最重要的《诗经》研究著作,其全面发明古文毛诗的历史贡献至今为训诂学界所称道。但如果站在当今训诂学的立场上来审视,其丰富的训诂实践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刻意求新"即是其中之一。"刻意求新"的不足表明,对注释书训诂的基本特点、重要原则等重要问题,陈奂都缺乏完整、深入的认识,而这些问题又与乾嘉学派对注释书训诂的总体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派共有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剖析《传疏》"刻意求新"的不足,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乾嘉学派的训诂学成就具有重大意义。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蠡测

欧阳修《诗本义》旨在辨正毛传、郑笺得失和归纳诗篇本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毛、郑所代表的《诗经》阐释传统,对宋代《诗经》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试论魏晋时期《毛诗》的传播与兴盛

汉代原本在民间流传的古文《毛诗》在魏晋时期兴起,与九品官人制度的推行,与崇尚自由开放的玄学新风,均不无关联。其时以王肃为首而挑起的贾马《毛诗》与郑玄《毛诗》之争,其间掺杂了政治斗争的因素而进一步扩大了《毛诗》的社会影响。此期《毛诗》的传播呈两种途径展开,一是通过阐释与争论而为学者所关注;一是作为启蒙读物而广泛及于妇女儿童。这就使得《毛诗》在兴起的同时,著述兴荣,研讨深入,传播普及,从而取代了长期居守于官学的三家《诗》而一枝独秀。

清代《诗经》三家新疏异同

清人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诗经》学者,说《诗》旨在直接疏证《序》、《传》,以达到比汉唐注疏更为完善的境界。他们大抵认同《毛诗序》所揭示的诗旨篇义,并主要以《毛传》的解说为指归,在内容上则以训诂考据为特色。三人疏解同中有异。胡氏偏重于对经义的阐发;马氏喜欢就字说字,并往往揭示语源、辨析同义词、罗列多义词诸义项,有时所论已疏离经义而更偏向于语言学范畴;陈奂于经学最为看重的是训诂,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是其认识,但并不积极追求义理之明。解说同一对象时,三家得出的具体结论也有差异。有时解说对象相同,方法相同,引证材料也大体相同,然而结论却完全不一样。清儒对于经典所蕴含的义理,往往各执一词,这说明仅仅依靠字词训诂名物考证就想得出令人信服的说法确有难度。其解说义理,又往往以《序》、《传》为指归,这样依据考证更显出方法上的局限性。对待前人方面,《诗经》新疏的撰者更多的是针对汉唐注疏的缺失,而对宋人《诗》说则态度复杂。大体说来,胡承珙与马瑞辰比较"宽容",引述和采用宋说的情况都有,而陈奂则对宋人带有不屑心理,往往置之于不列不论的地位。不过细检陈氏《诗毛氏传疏》,却能发现不少引宋论宋的材料,只是形式非常隐蔽。新疏三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字词训诂上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其所用方法值得总结,他们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也值得探讨。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汉语大字典》引《说文解字注》书证识误

《汉语大字典》每一字头,凡属《说文》收录者,其释义必先引用《说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汉语大字典》的书证系统中尤为重要。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段书的真实内涵,《汉语大字典》引用的相关书证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义例不符、断章取义、割裂复词、误解虚词、错字衍字等。在考察相关书证的基础上,通过对典型实例的辨析,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讨论,纠举谬讹,总结致误之由,为今天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借鉴。

“央,且也”辨误

《诗·小雅·庭燎》"夜未央"中的"央",毛传曾有解释。至唐代流传为两种训释:一为"央,旦也",见《毛诗正义》等;一为"央,且也",见《经典释文》。清代对两种说法各有拥趸。阮元曾指出"《释文》‘旦’字或误‘且’",但未予解决。本文从文献版本、词义训释和字形变异等角度加以辨析,认为前释为确诂,而后释为讹传,其"且"实为"旦"之形误。解决这一历史疑案,有助于正确理解《诗经》内容,并可纠正各种典籍未加考辨而照录《经典释文》的错误。

日本《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序

《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笕文生教授及其高徒野村鲇子女士研究《四库提要》北宋名家集的专著。《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经、史、子、集皆收，此前我国的重要古籍可谓搜罗几尽。《四库提要》是一部重要的目录提要，笕文生教授等从中首先选了北宋五十家加以训读、语译、注释，提供给日本读者，十分必要、颇具眼光，因为举世公认，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北宋之世。所选颇有代表性。

高亨《诗经今注》题解特色新论

高亨学殖深厚,功底扎实,这在其《诗经今注》名著中得以充分体现。其题解之"以史证诗、注重文本","破旧立新、另起炉灶","亦信亦疑、补充完善","尊重学术、两说并存"以及"考证精细"、"强调观点"、"重视艺术"、"语言质朴"等特色,卓异新颖,出类拔萃,在《诗经》研究史上,委实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魏晋六朝文化话语重构与《诗经》注释新义的发生

魏晋六朝儒学家为了维护其社会话语权,在摆脱汉代经学的话语限定后,开始重构新的话语:以圣人为终极关怀,以道为核心,以象、言、意、情、性为关键词。《诗经》在圣人话语的影响下产生了重情性、事理,倡伦理之道的新注释。

《聊斋志异》与《诗经》

在明清科举考试中,"四书"的八股文写作属于必考项目,而且是中试与否的主要依据。《诗经》作为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五经"之一,属于科举考试中士子"各占一经"中的选项,在场屋中,其重要性明显逊于"四书"。然而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的源头之作,《诗经》在旧时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崇高,平时文人相互应酬离不开诗歌唱和,而欲为写诗打牢基础,首先须从《诗经》的诵读开始。蒲松龄凝结大半生心血的《聊斋志异》写作受到《诗经》的影响不言而喻。文章从注家理解《聊斋志异》所涉及的《诗经》书证正确与否、从蒲松龄如何巧妙灵活运用《诗经》语词等方面立论,就《聊斋志异》与《诗经》关系的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诗经今注》校勘订误

订正了高亨《诗经今注》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