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

明代莆田林兆珂及其杜诗学文献考

通过探寻林兆珂生平与家学渊源,考察其《杜诗钞述注》中诸多文献学问题,发现《杜诗钞述注》是林兆珂糅合前人研杜成果基础上的“混成式”作品。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厚积出新 蕴赋史于评注 言而有征 拓《赋彚》乎选篇——读《历代赋评注》

《历代赋评注》具有三大特色:厚积、出新、蕴赋史于评注。旨在创新,赋予新的时代特色,结晶人们对辞赋新的认知,新的理念,结晶前哲、时贤治赋的心得和新的科研成果,荟萃名篇佳作,从而,使其成为既是集大成的里程碑,又成为能启迪新探索,激励学者长足奋进的新平台。这些,都充分体现于《历代赋评注》的选篇和评论之中。这正是《历代赋评注》"选者的眼光"和学术效果。

十六载筚路蓝缕 四十人精诚协作——《历代赋评注》编后絮语

1992年,开始动意编写《历代赋评注》,到2010年出版,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这期间辞赋研究却有很多成果出版,给这部大书的编写和修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虽然这部书出版较晚,其首创的价值打了折扣,但这部书收录的作品之多,评注之详是其他很多选本不具备的,应该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孙复生平事迹及著作考辨

孙复,"宋初三先生"之一,是振起宋学的重要人物。关于孙复的生平交游及著作,相关史料记载和后人说法中多有含混甚至扞格之处。其实,范仲淹远早于石介而与孙复相识,庆历二年他与富弼是因朝廷"赦书"而荐举了孙复,并非缘自石介对孙复的延誉;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有定本和讲本之分,定本为十二卷,李焘未细究其关系,遂以定本为讲本,不妥当地将孙复退居泰山"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写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孙复和胡瑗确曾同学泰山,但时间当是在景祐初年以前;"孙复恶胡瑗"说当得其真。

韩集五百家注引书考(Ⅰ)

传世的韩学著作中 ,魏仲举五百家注集中反映了南宋时期韩集笺注的主要成果。梳理五百家注征引的唐宋典籍 ,有助于考察南宋时期韩学研究的繁荣面貌。这项研究 ,无论是对韩学还是宋学 。

汉代骚体赋的京都抒写

汉代骚体赋承续了屈辞的恋都主题,而在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中具有分化的表现。屈辞抒写的郢都,恒与家国、姓族、故乡乃至自身命运、政治理想、姓族荣耀一体交融。然而骚体赋在东汉中期以前的帝京眷恋却排斥了故乡的思念,变成政治热情和出处志节的单项维系,这是皇权稳固的时代士人政治热情的集中体现。东汉中后期皇权渐衰的政治局面和仕进不达的现实困境反映为骚体赋抒写对于京都的疏离,故乡的回归成为抒写的主题。从屈辞到骚体京都抒写的汉代演变,显示为一体文学的主题回环与分化过程,反映了士人对于政治仕进依违难决的矛盾心态。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

《全宋诗》乐章辑考——新补大晟府乐章50首及其他乐章辑考

从宋人别集新辑录大晟府乐章50首,这些当为赵鼎臣任秘书少监时所作,又新补楼钥乐章1首,以及从《全宋诗》所收乐章考得有姓名者93首,略作校订,以助《全宋诗》之完璧。

试说样式房

样式房是清代皇家建筑设计机构使用的名称。基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已有成果对样式房的表述莫衷一是。依据数年来对样式雷图档研究的体会,结合各方零散资料,试对样式房的性质、类型及发展等问题予以新的解说。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芷园臆草存案》学术特色及考释举例

本文对明代医家卢复的生平及其医案著作《芷园臆草存案》进行论述,认为其医案虽有限,所涉则广,凡外感、内伤、外科及杂症无不及之,而所体现的学术特色大致有重视治本、重视脉诊、重视议病三个方面。《芷园臆草存案》文辞雅奥,多有不便于今人理解者,文中举数例予以考释。

赋集选本与汉赋的经典化

明清时期众多赋总集、赋选集的出现,极大促进了赋体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些赋集选本通过对汉代赋家、赋作的择选与次类,寄寓着编者的喜好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日渐凸显出汉代赋家的声望与地位。选者在序跋、凡例中对赋穷流溯源的辨析、赋篇功用的重视、结构长短的考量等批评内容,是从文体的角度对汉赋进行的清理或褒扬。而各家选本对所选赋篇注释与评点的处理,均爱憎有之,或增益旧说,或自出己意,或启发而已。随着选本活动的传播,汉代赋家赋作随之彰显或淹没。然选本之于汉赋经典化的助推之功,当属确论。

左思《三都赋》晋人旧注略论

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在唐前单行的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吸纳,原注渐次亡佚,唐钞《文选集注》便成为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又皆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三都赋序》所言的征实作风一致。对晋人旧注的考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

西汉蜀郡赋家赋作考

西汉时期,蜀郡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著名赋家。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赋家的赋作遗佚较多。根据已有的历史文献,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赋家一些赋作的真伪、内容、创作时间等诸多方面做了考证。

张衡诗赋创作与汉代文化融通

儒道互补,《诗》、《骚》融通,南北合流是有汉一代文化大交融背景下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考察张衡的诗赋创作可以发现,这一文化现象在东汉中叶已趋于成熟。融汇了儒道诗骚精神内蕴的张衡诗赋作为那个文化大交融时代的文学载体,不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特出的典范意义。

清华简《厚父》时代归属新论

夏代文献研究资料匮乏,而清华简《厚父》是夏代贵族后裔直接讲述夏代史,对于夏代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学界对于《厚父》篇成书时代众说纷纭,有夏书说、商书说、周书说、战国时代说等众多意见,直接影响到该篇后期史学研究与思想义理的解读。我们依据用语习惯、历史史实及思想脉络等多重证据进行考察,《厚父》"周书"说最为可信。清华简《厚父》与周代文献的差异,是由于厚父为夏代贵族后裔,他所持的立场、视角及所受文化传统和周人存在显著差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