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前《中兴鼓吹》的词史价值

卢前以"天下兴亡、匹夫责在"的豪情壮志和"诗有史,词亦有史"的文体观,创作出抗战文学史不应忽视的重要词集《中兴鼓吹》。内容上,它刻画抗战时事最为完整深刻,尤其对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事迹的歌颂成为其开拓新词境的重要特质,使词承担起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这一时代使命;艺术风格上,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一洗词坛严守四声、靡弱不振的"病态"现状,使词坛掀起慷慨悲壮的稼轩雄风。

论抗战时期南社词人及其词风

由于群体性活动的停止,"后南社时代"的文学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词更是少有关注。实际上,抗战时期的南社词人不仅勇敢地承担起鼓吹抗战、批评时政等时代赋予文学的艰难使命,还创作出诸多感人肺腑、贴近民生的"词史"巨制。战争对南社词体风格造成很大冲击,部分词人在原来宗法清真、梦窗的基础上作出适应抗战需要的内部调整,而更多人开始转向稼轩,汇聚成席卷整个词坛的豪放词风。战时南社词人传承了早期"革命文学"、"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而斗争目标的转变又使他们即时转换词语,扩大叙述视野,丰富创作风格,迅速找到文学政治性与抒情性兼融的基本定位。

胡云翼词学思想的形成条件——胡云翼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

胡云翼的词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进化论的词史观,白话文学的价值标准,豪放词的审美认同。他的词学思想在20世纪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在新文学作家的影响之下走上文学和学术之路的,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他是词学界投笔从戎的第一人,在敌后抗日斗争中有过许多出色的表现。

抗战时期鼓词文献拾掇及开发探讨

鼓词是一种大众化的中国文艺形式,抗日战争时期人们通过通俗的鼓词创作来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见证了抗战对中国的影响。梳理抗战时期的鼓词文献85种,从鼓词作品内容着手对抗战鼓词进行分类,总结其特色及价值,利用SWOT分析法探讨抗战时期颇具特色的鼓词文献的开发策略。

抗战时期“以诗为词”的接受与创新——以章士钊、林思进、苏鹏为例

“以诗为词”的理念在抗战时期产生激烈反响,得到章士钊、林思进、苏鹏等人的积极回应。章士钊词评论犀利、诡奇夸张,然存在一味追求表情达意而轻视词体本色的不足,这是“以诗为词”创作者的普遍困境。林思进词对此有所规避,他在剖析大后方民生疾苦时,巧用比兴之法,既情笺锦瑟,又启人深思。苏鹏则更进一步,其词不仅史料价值丰富,且一腔热血贯穿始末,更擅长虚实结合,形成气韵浑厚、境界高深的文学气象。林思进、苏鹏二人以娴熟技法,掩盖了“以诗为词”理念下粗率直白、有损词体当行本色的缺陷,是对抗战词坛稼轩风大潮下诗词合流、有失雅驯的及时修正。

雍园词人的群体特征

雍园词群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重庆一带的词学团体。早期成员关系的互动,职业身份的统一,以及迁徙漂泊的共同经历,使雍园词人以群体形式进入研究视野,而更本质的共性特征还是“诗有史,词亦有史”的文体意识,以及严守声律、强调情境等基本词学观念。此理念指导下的《雍园词钞》既是一部具有高艺术水准的作品集,也是一部凝练厚重的心灵史,更是抗日斗争史的缩影。

论刘永济《词论》视域下的《诵帚词》

以刘永济《词论》为指导,将词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对其《诵帚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宏观上,它以“实录”精神客观反映抗日战争的凄惨场景,以独立自由的人格和慷慨豪迈的风度,从容地传达战争中一位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声,使得其词既有衰飒凄凉的感人格调,又有沉雄悲壮的宏大气象。微观上,他转益多师,得唐宋名家神髓,并通晓词体格律,以古色古香的语言,彰显《诵帚词》性灵与学力兼备而出之自然的艺术魅力。《词论》“风会说”进一步奠定了《诵帚词》在抗战词坛上的主流地位,刘永济是当之无愧的现代词坛大师。

抗战词坛论纲

抗战词坛研究,是创作时间框定在1931至1945年,地域囊括整个中国的词史研究。它既是抗战文学不该忽视的重要成员,更是百年词史的精彩一页。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历史契机,使十四年里涌现出众多摆脱模仿窠臼,走向成熟的大词人,并打破晚清民初词坛梦窗风一统天下的格局,创立以稼轩风为主流及其他风格并存的新生态。诗词固有范式及功能不可轻视,而时间短、空间大及群体分布、文献存在等词坛特质,需要从地域、期刊、社团、性别等多元视角切入,并配合文史互证、微观史学法,以便形成立体化的考察。

论仇埰抗战时期词

仇埰受战争的冲击,逐步放下声律束缚的枷锁,全面激活"蓼辛唱和"时的"词史"意识,终以"觇志节,观世殊"的新形象屹立于抗战词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