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生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困难局面。为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组建领导体系、扩大宣传动员、补充生产资料为手段,战胜了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灾害。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积极投入生产劳动,使晋察冀边区真正做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述论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刻且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宗旨、阶级政策以及文化基础等方面的教育,有效提高了根据地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能力以及文化水平,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形成的以制度为保障、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以“关键少数”为主要推动力的教育方式,为革命年代党的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党组织的建设历程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向来是优良传统,是党从弱小走向壮大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坚实保障。抗战时期,阜平县党组织建设大致历经了恢复重建与发展壮大、整理与巩固、全面巩固、整顿成熟等四个阶段,彰显了上级指示与基层执行之间的协作力以及基层组织运作的效果,成为了带领人民群众战胜敌人、巩固敌后根据地与取得革命胜利的领导核心。通过梳理阜平县党组织的发展脉络,考察党组织在抗战中的主要工作内容,认识阜平县党组织的建设在边区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现实启示。

面对疾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织与动员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因各种天灾敌祸所致疾疫流行,给根据地人民群众带来了身心财产的重大损失。根据地党和政府在积极建立各级卫生组织、派遣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开展疾疫防治工作的同时,还重点开展了对广大军民的宣传与动员,从而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各种疾疫的流行,转变了根据地民众的卫生观念,增进了民众对政府和军队普遍的政治认同,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化战探析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同日伪军进行军事、经济等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激烈的对敌文化战,它大致经历了宣传动员、对敌政治攻势和群众性文化战三个阶段,参战主体从军队、专业剧社扩大为边区全体军民,宣传重点从动员群众、瓦解敌伪军逐渐发展为积蓄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并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它充分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有效地弥补了边区物质方面的劣势,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既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对解放战争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人权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始终把实施法治、保障人权作为改革和建设边区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复强调保障人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刻阐发抗日根据地保障人权的实质和内容,并把除奸工作与保障人权,切实贯彻于边区政权建设实践,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生存权、政治权、财产权和受教育权。

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体系及其完善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由于远离大城市,原有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人们的卫生意识淡薄,再加上农村地区贫困落后,导致边区疾病流行。为解决边区的医疗卫生困境,创建边区的卫生医疗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经历了重大灾荒与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加之不法商人及日伪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导致根据地重要物资的外流及财政收入的减少。为维持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经济力,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并开展群众性的反走私活动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婚姻制度改革新探

传统婚姻制度延续数千年,严重落后于抗战新形势,极大地阻碍了妇女参加抗日斗争。于是,晋察冀边区改革了传统婚姻制度,大致分为反对虐待妇女、提倡婚姻自由和建设富裕和睦的家庭三个时期,有效地发动和组织了广大妇女,为抗战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并促进了妇女解放,初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不过,晋察冀边区改造旧婚姻制度的初衷是动员妇女参加抗战,而不是以妇女解放为目的,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导致了婚姻制度改革的简单化、表层化,故现代婚姻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从晋察冀看中共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大的缘由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典范,在敌后八年艰苦战争中,我党我军在这里坚持抗战,保护人民,组织群众,认真实行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认真实施惠及百姓的财经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取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田水利建设

抗战期间,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治理水害、坚持抗战,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农田水利建设条例和暂行办法,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显著成就,促进了边区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前李烈钧对冯玉祥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

"九一八"之后,李烈钧曾建议冯玉祥在北方起事倒蒋。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李被邀入京,了解到蒋介石有抗战的决心,以及亲睹长城抗战中中方的失败,认识到抗日的艰难。遂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有所理解。从此李烈钧成为调节蒋冯关系的主要中间人。察哈尔抗日期间,李烈钧的主张大体而言是促冯南下与蒋合作,从而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察哈尔抗战之后,李烈钧几次受蒋介石所托,北上劝说冯玉祥晋京与蒋介石合作抗日,最终在其影响下冯玉祥方能不计前嫌参加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协和各方,以促蒋抗战。

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再研究

中原大战之后,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非常不满,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责任主要在蒋介石,故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倒蒋。长城抗战之后,李烈钧对抗日有了新认识,认为抗日救国惟有团结在蒋介石周围方有希望,而冯玉祥却仍力谋倒蒋。对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战,李烈钧一方面予以支持,一方面对政府表示理解,从整个局势出发,还是力劝冯玉祥下野南行与蒋介石合作,这才是李烈钧的基本政治态度。

论刘桂堂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

察哈尔抗战前后,刘桂堂匪军的政治动向是朝秦暮楚、反复不定。刘部先是在热河奋勇抗日,后来又做了日本侵察的先锋。该部又不被日军所信任,遂被李守信和王永清部逼出多伦。在各方的压迫下,刘部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亦曾奋勇杀敌。后来又与方、吉二人虚与委蛇,然后从中渔利,以扩大编制增加饷械。待察哈尔抗战告一段落,刘部遂被宋哲元部逼走,经过数省窜回山东。

卢沟桥军事事变与察哈尔—平西战役

学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全面抗战起点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流观点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为起点,另一种观点是以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南苑为全面战争起点。日本方面称卢沟桥事件为"军事事变",称察哈尔—平西战役、华北会战为"华北事变",战争扩大到中国南方后改称支那事变,其意在否认侵略,推卸战争责任。正确界定事变与战争的概念,把握二者间的联系和区别,明确全面抗战的起始时间不仅有着厘清史实发展脉络的学术价值,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由卢沟桥事变而引发的察哈尔—平西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阶段性标志地位,经此一役,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阶段。

关于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几个问题

在察哈尔抗战期间,李烈钧支持冯玉祥领导抗日,却不支持其对内反蒋反政府;支持冯玉祥抗日的同时,对政府抗日也表示理解,对蒋介石也有称许,这时他没有参与冯玉祥的反蒋反政府活动;李烈钧调解蒋冯关系的方案,是在政府指导的框架之下,而不是脱离政府,或是反政府。在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中,他出力较多,影响甚大,功不可没。

察哈尔抗战对冯玉祥的影响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控制汾阳军校,有炮兵团和手枪团也听其指挥。受察哈尔抗战失败影响,丢掉所有本钱,除自身的卫队外成了光杆司令。察哈尔抗战期间,冯玉祥能影响的旧部多为原西北军将领,地方实力派旧部将领未响应察哈尔抗战。其下野后,吉鸿昌未听其命令,原所倚重的汾阳军校师生,亦未完全按其指示听从宋哲元收编。福建事变期间,冯玉祥积极参与,但各旧部无一人出兵响应,使其认识到各旧部将领皆不可倚重。这时,冯玉祥的政治威望下降到谷底。

察哈尔抗战前后的冯玉祥与蒋介石

在察哈尔抗战前后,蒋介石对冯玉祥是软硬兼施,逼冯离开张家口。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其硬的一手,忽视其软的一手,事实上他软的一手,是多次派人劝说冯玉祥到南京去做官。对张家口实行经济封锁,对于逼冯离开张家口,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近十年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综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它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2000年以来,史学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根据地创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公营商业

晋察冀边区公营商业的建立,是为了打破日伪经济封锁,保障军需民用,繁荣边区经济。公营商店执行对外统制贸易、对内贸易自由的政策,较好地完成了政府交给的任务。但是也存在部分公营商店经营目标偏差、经营作风不端正、经营能力较差和组织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坚持公营商店的领导地位、大力发展公私合营商店、鼓励私商发展,对内不以盈利为原则、对外尽可能赚钱,重视干部的选派,实行薪金制、奖金制和岗位责任制,以及科学管理,是公营商业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