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进”买方势力视角下两部收费制的规制机理研究--兼论政府反垄断部门应对策略

近年来,两部收费制策略引发的反垄断案件频发,下游买方势力的逐渐增强使得纵向控制规制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往研究对买方势力动态变化影响企业策略性决策以及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的问题关注不足。基于此,构建由上游在位者、潜在进入者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纵向产业链模型,以下游零售商买方势力的递进变化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两部收费制策略的内在规制机理。结果表明:当下游企业没有买方势力或者具有较弱的抗衡势力时,两部收费制策略从本质上并未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然而,一旦潜在进入者无法打破在位者建立的进入壁垒,在位者便会充分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转售价格维持、搭售等一系列纵向控制手段,进而弱化上游市场竞争,以期实现“一家独大”。当下游企业主导交易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通道费合约会产生排他效应,其弱化上游竞争的程度有限。因此,政府反垄断部门制定规制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纵向控制和逆纵向控制行为。

平台经济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分析--以阿里巴巴限定交易案为例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实施“限定交易”进行行政处罚事件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应考虑市场份额、市场控制能力、在关联市场中的优势、本身的技术财力、平台内的经营者对其的依赖程度等。在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需要细分隐蔽不公平价格、掠夺市场、数据封锁、限定交易、数据捆绑搭售、基于算法的差别定价等类型。在损害后果认定时,需考虑对平台内经营者、平台所在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影响。在正当理由认定时,效率、公平和客观必要性需要纳入考虑。基于这些认定标准,文章根据现行反垄断领域立法,对大数据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从立法、企业和消费者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意见。

我国数据反垄断规制实践及完善

当前,数据要素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其不仅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关系到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维系与发展。在实践中,我国已在立法层面针对数据行为制定了相关条款,且在执法层面也针对数据行为,特别是数据垄断进行了有力监管。但是,伴随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商业组织体和生产组织机制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不断发展,以数据为要素形成的垄断行为变得多样且隐蔽,对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监管仍是难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据相关的基础理论体系尚待健全、数据的法律属性尚未明晰以及相关数据基础设施不完善。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三新”经济的不断涌现,亟需对数据垄断实行有效的常态化敏捷监管,包括但不限于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跨部门综合监管以及不断完善基础配套措施等,形成监管合力。此外,对数据要素的基础理论、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基础制度建构也应加快推进。

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反垄断规制路径探索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逐渐成为重塑社会结构和治理形态的新型基础设施,在带来大量技术红利的同时,却也引发一系列法律伦理风险,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算法治理风险,尤其是由预测类算法共谋和自主学习类算法共谋两类所构成的默示算法共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独特运作机理导致传统反垄断规制路径僵化无力,主要表现为行为认定困难和行政规制受阻两种法律困境,这无疑严重破坏了安定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更不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革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了利用算法优势实施反竞争行为的法律禁止性,若要真正发挥法律禁止效能,就须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反垄断规制路径予以重塑。以价值理念重塑为前提,探索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默示算法共谋的温和性反垄断规制路径,进而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步与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竞争风险、监管逻辑与反垄断应对

2022年末,ChatGPT的崛起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迈入新发展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科技产业创新、赋能数字中国建设的同时,可能会产生双层竞争风险。在市场结构层面,技术与财力将导致高进入壁垒;在限制竞争行为类型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涉及限制竞争程度更大的算法共谋、限制竞争的自我优待与拒绝访问,以及大型跨市场并购。据此,我国应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竞争风险的监管逻辑,包括重塑监管价值取向与界定技术标准。最后,通过建立新逻辑范式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反垄断规制路径,即引入互操作制度与创新补贴政策以实现市场进入壁垒的降低,以及导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垄断行为的规制方案,共同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竞争风险防范,实现长期创新发展。

基于数据流通限制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巨型平台经营者通过构建平台聚合生态系统,利用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以及数据获取壁垒等方式加大对数据流通渠道的控制力度,挤压竞争者的发展空间,最终在多个关联市场中获得市场力量和垄断地位。基于对已有规范实践的考察以及数据流通限制的经济效果分析可以发现,数据流通限制不仅增加了中小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收集、分析以及利用成本,还有可能产生阻却中小平台经营者突破数字市场壁垒、损害消费者价格与选择权益以及抑制创新动能等竞争限制效果。因此,数据流通限制状态应受到反垄断规制的高度重视。

论通用人工智能治理中管制与反垄断的协同

随着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用大模型接入各行业具有通用性,显现出公用事业属性与自然垄断属性。如何实现从具体应用提供者行为规制向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管制的转变,将提供通用大模型技术支持作为法律治理的对象,是当前通用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难题。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有不同的干预目标和干预理念,是相互独立、相互平行但可以彼此协同的两种治理行为。通用人工智能行业管制应重点转向对服务提供者数据开放与算法备案的实现,反垄断执法应重塑行为违法判定规则,贯彻柔性执法理念,引入敏捷治理新方式。基于反垄断执法仅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行业管制能有效矫治结构性失灵,在此基础上应实现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由政府主导走向“行业管制—反垄断执法—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自治”多元协同治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效能,同时减少新兴技术对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

网络销售类平台滥用市场力量的监管路径分析

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网络销售类平台在市场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市场地位。但是由于市场力量过于集中,网络销售类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日益失衡,从而引发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前,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在积极解决这一法律问题,并将解决方案指向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不同国家或地区将这一制度规定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中,主要表现为反垄断和行业管制这两种模式。经过分析,行业管制和反垄断在执法模式、执法效果、执法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我国具有高度发达的网络销售市场,对于网络销售类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采取行业管制的模式本身并无不妥。但是,我国现有规制方式存在着一定不足,可从行为规范、外部审查机制、行业标准、集体诉讼等方面对我国行业管制路径进行优化,以实现对网络销售类平台的有效监管。

平台经济产业反垄断问题的复杂性和建议——以阿里巴巴反垄断为例

作为互联网平台发展到比较高级阶段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平台经济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点。目前我国的平台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在相关细分领域基本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网络平台中存在着互联网影响力和跨界性等特征,因此当其涉及垄断行为时就必须应用反垄断理论进行适时的回应和改革。从2020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加大了对一些行业中资本无序扩张和不公平现象的反垄断监管。本文对平台经营垄断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可以通过管理前置来对平台经营活动实施有效控制,防止平台垄断行为的出现,以保障公平的市场秩序,推动平台经营的健康发展,为政府行政管理创新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垄断隐忧与对策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商业化利用的一种形式,打开了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新大门。但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可能诱使相关主体从事垄断行为,以谋求更多利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存在的垄断风险既包括公共数据管理部门的行政性垄断,也涉及数据运营企业的经济性垄断,其中行政性垄断主要表现为差别性开放数据、垄断性授权以及强制被授权主体从事垄断行为,而经济性垄断主要表现为歧视性定价或垄断性高价行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垄断风险形成的根源在于公共数据垄断占有、公共数据资产化转变以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公益性与营利性间的矛盾三个方面。为化解授权运营中的垄断风险,一是要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对运营企业公共数据使用行为的监督监管职责;二是推进运营企业数据合规构建;三是完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规则。

大型互联网平台扼杀式并购规制的完善与变革

互联网平台发展壮大的同时垄断问题也引起全世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尽管《反垄断法》的修订回应了公众对数字领域垄断问题的部分关切,但传统事先申报标准无法满足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执法需求,且实质性审查制度在新业态下陷入失灵,大量大型平台企业并购初创企业案件长期逃脱反垄断审查。为此,可以通过修正申报标准、完善相关市场界定、重塑反竞争评估、优先适用行为性限制条件以及构建长效监管机制来规制扼杀式并购行为。

互联网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与平台的特殊角色和定位关系密切。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常利用平台管理和数据资源优势,通过赋予自营商品更多数据与流量等自我优待行为,妨害公平竞争。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现象日益凸显。自我优待问题在互联网平台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延伸开来,存在“规则滞后”导致规制标准缺失、“算法黑箱”导致规制手段失灵、“经验缺失”导致规制力度不足等现实困境。对自我优待进行反垄断规制,基础在于加强顶层设计,为公平竞争定规划界;重点在于多维推进算法透明,营造有序竞争环境;关键在于构建多元共治规制体系,合力规范不当竞争行为。

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研究

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行业的集中度也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逐渐增多,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问题的广泛关注。然而,网络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有着较大的不同,使得中国现有的反垄断法不能满足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的需求。通过对网络经济模式特点的提炼总结,提出了反垄断法用于互联网行业遇到的挑战,并基于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的三点措施:加大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管理力度,完善有关产权保护的各项措施和扶持创业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中国反垄断立法中企业合并条款的思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企业合并现象也日益增多,但我国的反垄断法尚未出台,对企业合并的规制方面还属空白。本文从两大方面对反垄断法的企业合并条款进行了论述,先是从现实、经济、法律三个角度对规制企业合并提供了论证,尔后从实体法角度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企业合并条款进行了设计,其中还兼及企业合并条款的域外效力问题。

垄断性国有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

反垄断法反对垄断行为,而非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不属于反垄断法调整范畴。价格垄断行为并非专门的法律术语,它来源于我国现有反垄断法执法体制中对于国家发改委的职能分工。对于经济性价格垄断行为,国有企业应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道平等适用反垄断法予以规制。对于行政性价格垄断行为,应区分其与政府价格管制之间的界限。政府依据《价格法》与《反垄断法》第七条进行的价格干预属于合法的价格管制,不属于行政垄断。对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程序违法的政府价格干预,应当适用《反垄断法》第五章的规定予以规制。

知识产权的垄断性及其与反垄断规制的关系研究

知识产权法学界认为,垄断性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这一观点成为通说。但对于垄断性的来源、内涵和用语适当性并没有进一步探究。随着反垄断法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用反垄断方式规制知识产权。这就会产生疑惑:用反垄断方式规制知识产权是否与知识产权的垄断性相矛盾?是否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目标价值相背离?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对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以及知识产权垄断性与反垄断规制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消除疑惑、正本清源。

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垄断分析与反垄断监管

平台经济是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潜在的垄断倾向不断显现,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进。本文首先从垄断和平台经济的基本概念、理论发展入手,总结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及其与垄断形成的逻辑关系;其次,基于平台经济的外部性,指出其对垄断分析带来的挑战,以及理论研究的争论焦点;再次,针对当前的算法控制、价格操控、合谋协议、客户挟持及过度并购等突出问题,分析平台经济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后,聚焦平台经济相关市场认定、监管框架和反垄断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不足和政策建议。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垄断及其治理策略

近年来,针对数字平台寡头的反垄断争议不断。我国一大批数字平台企业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治理挑战。平台垄断问题引发的监管难题较为突出,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标准、执法方式及监管体系亟待完善。为顺应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激励创新,并有效保护消费者,应坚持包容审慎、开放透明、灵活有序的监管原则,多措并举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监管能力。

规制效率、反垄断法与行政垄断行业改革

行政垄断行业,大多是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反垄断法》对合法经营予以保护,因而对行业行政垄断表现形式的研究特别重要。行业行政垄断有三种一般的表现形式——政府部门不适当的行政进入壁垒、规制机构低效率的规制行为、行政垄断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通过实证以及调查研究发现,后两者是当前行业行政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此给出行业行政垄断改革的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平台垄断治理策略研究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这一典型的自组织形式成为数字经济新业态下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与传统经济组织相比,数字经济平台发展迅猛,数字经济平台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格局呈现出新变化,"赢者通吃"趋势愈发明显,市场集中度显著上升,垄断态势逐渐显现。数字经济平台呈现出的各种新型垄断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面对这些新行为、新难题,如何变革和调整反垄断治理策略,促进数字经济在规范中健康发展,是数字经济时代要切实解决的一项重要议题。今后一段时期,加强数字经济平台垄断治理的工作重心是加强反垄断监管,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优化数字反垄断工具,合理界定数据产权,完善数字反垄断体制机制,从而实现对数字垄断行为的有效治理,保障消费者福利,维护市场秩序,推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