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背信犯罪的教义学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起点

背信犯罪的目的型法益是财产,手段型法益是信任,其中“信任”法益居于从属地位。背信犯罪的主体是为他人处理事务者,这里的“事务”应具有财产性和“他人性”,“利他性”不等于“他人性”。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特征是“干自己的事,使单位受损”,因此不是背信犯罪。背信犯罪的事务应具有裁量性,不包括纯粹机械性劳务。德国将背信罪分为“滥用权限型”与“违背信任型”,将越权代理归入后者。然而,罪名的行为类型应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且滥用代理权与超越代理权在财产损失的认定上没有区别。背信犯罪的行为类型应划分为不当代理行为和非代理行为,前者涉及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后者仅涉及内部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一项罪名要么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要么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这种看法过于绝对。盗窃罪、诈骗罪及背信犯罪均存在针对个别财产的情形和针对整体财产的情形。在三方给付的场合认定整体财产损失,应以全部给付(担保人给付)时为时间标准。

个人数据交易领域数据信托的私法建构

个人数据交易的有效实现一直以来颇具争议。面对知情同意规则与个人数据权属悬置的限制,数据信托为个人数据交易提供了私法上的有益尝试。数据信托制度不仅迎合了我国个人数据交易的政策需求,而且契合了意思自治与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私法基础。个人数据交易领域数据信托制度中,个人数据访问权可以作为信托财产,激励数据主体参与数据信托。在数据信托的私法运行模式选择上,基于意思自治、高效交易及信托合同目的等因素考量,建议采用混合模式。

中国式数据信托的生成逻辑、困境检视及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经济形态,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信托并非个人信息保护或数据安全保障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新型的数据财产管理机制,其对于破除数据要素流通障碍、促进数据价值创造、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有内在的生成逻辑。我国的数据信托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功能定位模糊、信托财产法律属性不明、信托当事人确定困难等诸多困境,严重制约了数据信托的探索和发展。应立足于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实践需要和现行信托法律制度,秉持以数据财产转移为基础的数据财产管理之功能定位,明确数据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厘清数据信托当事人,构建中国式数据信托法律制度,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理路与理解适用——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中的背信罪条文

我国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的修正历程,揭示出背后的立法逻辑从渎职到背信、从差异保护到平等保护的转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法益具有多元性,主要包括公司、企业的财产利益和特殊身份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前者是主要法益,后者是次要法益,经济秩序则属于附随法益。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都属于修正后“其他公司、企业”范畴,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主体范围的认定不能脱离前置法,但也不局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公司、企业遭受重大损失”的判断标准只能是直接经济损失,但考虑到法益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就加重法定刑而言,对比国有公司、企业,适度提高其他公司、企业背信犯罪的损失数额更具有正当性。

实质平等保护视角下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纳入《刑法》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规制范围,进一步加强了民营企业产权平等保护。对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应在形式平等之下,关注不同所有制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背信犯罪的本质区别,实行差异化保护。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的司法认定,应在与国有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区分的基础之上,结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与理论进行。具体而言,事实董事能够被解释为“董事”;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实施相关背信犯罪的认定则需视具体情形而定;一人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亦能被“其他公司、企业”所涵摄。对于行为的结果,应对是否造成“重大损失”进行实质判断,避免以义务违反替代财产损失;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认定则属于违法性判断问题,相关背信行为取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的,原则上不构成相应背信犯罪,但特殊情况下(表决权滥用等)也可能构成犯罪。

《刑法修正案 (十二)》修正内容之规范解读与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内容主要涉及贿赂犯罪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背信犯罪两个方面。相关背信犯罪的犯罪主体由公领域(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向私领域(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延伸。对于相同或者相似的背信行为,我们不能仅因为受损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对相关行为作刑法上的区别对待。《刑法修正案(十二)》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背信犯罪中对不同犯罪主体实施相同背信行为的规制体现了横向对称立法方式。《刑法修正案(十二)》调整单位受贿罪等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体现了纵向对称立法方式。修正条文增加的全新罪状不能溯及既往,调整个罪法定刑等内容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溯及既往。“司法消极”根本无法消除“立法积极”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同时,应当在修正刑法条文时继续反思非对称性立法等问题。

机器人遵从伦理促进人机信任?决策类型反转效应与人机投射假说

阿西莫夫三大伦理原则是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基本伦理规范。本研究提出人机投射假说——人会从自身具有的认知、情感和行动智能出发,去理解机器人的智能并与之互动。通过3个实验,从原则一到原则三逐步考察在机器人是否遵守伦理原则对人机信任的影响中,机器人决策类型(作为与否;服从人类命令与否;保护自身与否)的效应,以及人机投射的潜在机制。结果揭示了人机投射在机器人遵守伦理原则促进人机信任中起中介作用,以及机器人决策类型与是否遵守伦理原则之间有趣且有意义的交互效应:(1)在遵守情境下,机器人作为相对于不作为更有利于促进信任,但在违反情境下,则反之;(2)在遵守且尤其在违反情境下,机器人服从相比不服从人类命令更有利于促进人机信任;(3)相较于违反情境,机器人保护相比不保护自身在遵守情境下更有利于促进人机信任。跨实验的分析更深入地阐释了在遵守和违反伦理原则情境中以及伦理要求冲突情境中,有利于促进人机信任的机器人行动决策因素。

论我国破产重整计划中信托方案的司法审查

近年来,信托方案在大型企业集团重整方案中频频出现,法官在对此审查时却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其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动因,以此为基础实现了与信托关系所有主体个人债务的风险隔离;而英美法中破产法的逻辑架构,恰恰基于法定信托之机理。在破产重整方案中融入信托,可视为在法定信托的执行阶段加入商业信托,双重信托机制确保了相关财产和权利的分配的风险隔离属性。加上我国信托行业的商业判断优势和行业特性,信托机制在破产重整中具有特定的积极效益。为此,法院对此审查时应以信托机制的设置是否能够实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互利共赢作为基本立场,进而就相关计划制定的全过程是否符合诚信原则要求,债务人注入信托的资产和免除的清偿责任之间是否公平合理,按重整方案规划的企业后续经营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信托计划的架构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持续性、是否符合债权人最佳利益这五个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审查,并最终在《企业破产法》修订条款中体现相关要求,作为法院审查和裁判之依据。

婚姻住房的处分限制:信托视角的考察

婚姻住房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基本场所,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婚姻住房保护不足。考虑事实和价值层面探讨限制处分婚姻住房的正当性,借鉴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法国和德国以及英美法系的英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以信托角度探讨保护婚姻住房的途径及措施,对婚姻住房处分限制的措施进行立法反思和信托法理的适用分析,通过对信托法理的援用、参照,达到补充法律缺失的功能。

A Study on Legal System of Heritage Trust

Heritage trust system can well make up the deficiencies in testamentary succession,gift by will and other systems.However,many existing problems have serious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eritage trust system.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cept and analyzes the nature of heritage trust system and makes some thoughts on improving China's heritage trust system based on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ficiencies.

农村土地信托中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调适与制度回应

在农村土地信托实践中,基于不同的现实环境与目标考量,地方人民政府选择的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路径不尽一致,其角色定位可能存在“失当”问题。为了调适农村土地信托中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定位,应当将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信托目的、是否有利于克服农村土地信托中的市场失灵以及是否有利于扩大农村土地信托规模等作为地方人民政府角色定位的判断准据。从尊重和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意思自治、不应成为农村土地信托关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以及作为农村土地信托中“公共物品”提供者等方面入手,可以对地方人民政府的角色调适作出相应制度回应。

《海牙信托公约》中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与信托法理

在《海牙信托公约》中,有三项规定属于与信托法理论联系紧密的信托实体法规范:一项是关于将信托财产独立性理论条文化的规定,它体现着这一理论向信托实体法规范的转变;一项是关于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名义所有权理论来设计的规定,它体现着存在于这一理论中的与信托财产有关的“名义所有权”,在从法学概念向法律概念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项是关于其立法设计方案的形成受到二元结构所有权理论极大启发的规定,它在信托立法史上开创了关于这一理论转变为法律规则的先例。这三项信托实体法规范仅为这部国际公约所独有,致使该公约中的信托制度,成为一项堪称“法理入法”的典范的、理论色彩浓厚的信托制度。

股权让与担保组织法效果的省思与重塑——以股权登记为规范理路

股权让与担保融资法律结构中出现当事人内心真意与外观公示信息不一致的效果,致使受让股权的债权人身份存在组织法认定上的疑难。当争议发生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时,可依担保合同或可推知意思表示径行解决,但一旦引入外部第三人视角,同时考虑公司人格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如不准确厘定担保债权人因股权转让登记所形成的法律身份,将导致原股东、担保债权人、公司及以上主体各自的债权人与债务人陷入信赖利益受损风险。当前的穿透认定规则忽视了交易安全,凸显组织强制与合同自治之间的联动不足,应通过股权登记的优化消解“形式与实质”区分、“合同与公司”分离等分析理路的困境。在保护商事交易效率性和安全性的规范目的指引下,可借助动产与权利统一登记体系引入、工商登记补充以及信托登记建构三种方案完善股权让与担保公示机制,纾解股权让与担保中的组织法困境。

新时代中小学生法治核心素养的提升研究

中小学法治教育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为纲领,以道德与法治新课标为基准,并通过党政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和学生自我“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实现中小学生提升法治意识、传播法治观念、达成法治认同、转化法治实践的法治核心素养的养成。未来的中小学生法治教育,将着重实现三个转变,即法治知识传递向法治信心培育转变;法治思维提升向法治信念坚守转变;法律遵守教化向法治信仰守恒转变。

统一大市场监管视角下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协同

推进金融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反垄断法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通过导入银行业组织价格卡特尔案件发现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介入金融领域垄断案件仍然存在着包括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冲突、反垄断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二元对立、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以及金融反垄断处罚畸轻等执法困境。造成这一执法困境的根源是工具主义和本位主义之争所造成的反垄断监管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割裂。为此,有必要基于统一大市场监管视角,构建起反垄断与金融监管的法律协调框架,就政策协调、治理合作、信息沟通、裁量处罚四个方面形成具体协同路径,以实现反垄断与金融监管之间的有效协同。

宅基地使用权信托流转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现存在诸多问题,宅基地闲置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其主要表现为农村宅基地隐形交易,“小产权房”以及“空心村”等现象,这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建设的步伐。土地信托作为一种盘活土地资源的方式,在我国土地经营权实践应用中已初见成效。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和日本已有的土地信托制度经验,以及我国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实践经验,来对我国宅基地使用权信托流转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来对宅基地使用权信托的三方法律主体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明确宅基地使用权信托法律关系的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应依次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商业性信托公司和农户。本文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要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从而使得宅基地可以合理地并持续不断地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物质保障,并最终能够促进当下乡村振兴的建设步伐。

论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能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目前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对于反垄断争议整体上采取不可仲裁的立场。但是,在欧盟、美国等法域中,已经出现了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先例,反垄断争议逐渐被纳入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可仲裁的范围之内。然而,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与仲裁法中有关垄断纠纷的争议解决制度以及部分典型案例,并与域外国家实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仍持谨慎态度。通过本次《仲裁法》的修订,我国亦应当将反垄断争议纳入可仲裁纠纷范围,并建立法院对涉垄断争议仲裁裁决的特殊审查机制,以协调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新时代社会信用制度的治理效能与推进路径

社会信用制度建设之初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经济信用危机,而后在国家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规划与政策的推进下,依托多种信用平台逐渐发展为一项全面的法律制度。20多年来,社会信用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重塑了社会诚信风尚,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其也存在定义模糊、发展不均、惩戒偏颇等问题。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社会信用制度应立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视角,以信任机制规范社会公众行为、以公众监督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以政社协同促成多元主体共治。社会信用制度中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应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除弥补统一信用立法的缺失、平衡信用监管和信用服务外,还需要激发市场活力以保障该制度行稳致远。

提升软警力的社会学逻辑与路径

软警力是一种蕴含于警察行为模式和警察信念中的警察综合实力的体现,主要包括警察素质、警政管理水平和警民关系质量等因素,其体现形式强调通过引导、吸引而非威慑、强制以促使公众自愿遵守社会法律规范、服从警察指令、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在风险社会中,软警力提升面临如社交媒体传播影响、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和公众期待变化等诸多挑战。以社会学视角解释软警力的来源及其社会影响,提出警察信任对抵御社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是提升软警力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公安机关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凝聚社会共识,以警察规范化执法为核心,打造公安新媒介品牌,以硬警力提升为重点,保障警察综合实力评价。

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尽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多重意义,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首先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最后在程序方面也存在失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对策:第一,科学界定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第二,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第三,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