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及周边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甘肃陇东作为相对比较富足且巩固的边区,成为中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地区之一,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抗战文艺的开展、创作及其演出创造了理想的条件。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宣传革命及相关政策,利用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深入前线、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演出,在演出中红色戏剧团体秉持“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剧运总方针,充分利用戏剧这一鲜活、生动又贴近生活的武器去动员群众、鼓舞群众、帮助群众。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积极地动员、教育和宣传革命的作用,同时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成果,发动群众,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们的演出活动犹如一架架播种机,在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黄土沟塬上撒下了一粒粒“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金色种子,对陇东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将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教育,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活动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的建构——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郭沫若一生崇儒,他对儒家文化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确立了原儒的基本精神为“动”的精神。从五四到抗战,郭沫若根据时代的需要,围绕儒家“动”的文化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其阐释体现了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建构的轨迹。

郭沫若抗战史剧奉献的救国策略

既遵循艺术创造的规律,又强烈地干预现实,这是戏剧文学的神圣使命。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便具有这种优秀品格。它利用历史与现实的相似点,营构戏剧冲突,成功地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三大政治任务,即外反侵略争国权,内反专制争民主,坚持抗争反投降。由此,郭剧称得上“艺术的抗日救国策略”。

抗战时期甘肃期刊中的戏剧作品与戏剧史料考述——以《现代评坛》《新西北》《政论》《现代西北》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戏剧抗战成为了甘肃众多抗战形式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而这一时期的《现代评坛》、《新西北》、《政论》、《现代西北》等期刊虽更注重政治宣传,但也刊登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戏剧评论与剧运报道。这些作品、评论与报道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却保留了抗战时期甘肃戏剧运动方面的第一手史料,对全面了解抗战时期甘肃的戏剧史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史料价值。

《亨利五世》中的叙事及其战争观

历史剧《亨利五世》主要叙述了英法百年战争中围攻阿夫勒尔及阿金库尔的战役,戏剧化地表现了亨利五世英勇而果敢的指挥以及最终的获胜,突出了亨利王在战场上奇迹般的胜利,而不是战斗策略和战斗本身。该剧对汉普顿惩罚密谋反叛的贵族、围攻阿夫勒尔、撤退到加莱及阿金库尔战役等历史事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和叙述方式。对于亨利五世发动的一场对法战争,莎士比亚从上帝的意旨、战争的合理性、战争的荣誉、战争的灾难、战争责任、赎金、战争策略等表达了复杂的战争观念。

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悲剧叙事与现实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出现历史剧创作的高潮,尤其以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最有代表性。郭沫若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采用悲剧这一叙事形式,塑造了屈原、聂嫈等志士仁人为祖国和民族慷慨赴难、从容就义的悲壮形象,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的高贵品质和悲剧精神;同时,这六部历史剧政治意图也较为明显。

郭沫若抗战史剧表现的生死观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选材立意追求普遍性,突出表现为反映人类永久关心的生死问题。它依靠戏剧冲突所表现的生死观,具体内涵包括三点:讴歌人民大众的崇高生死观,鞭挞剥削阶级的卑劣生死观,昭明生存与死亡的辩证关系。艺术作品如何避免速朽而永葆青春,郭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京剧水路班的历史英雄剧

京剧水路班里所演历史英雄剧大致可分为清官戏、英雄戏与战争戏、历史戏三大类。清官戏淡化破案过程,依靠演员的表演带给观众更多的感观刺激。英雄剧和战争剧以武生为主要脚色,多演武戏,根据民众崇拜英雄的遗俗,塑造了众多英勇无比的英雄形象,表达了江南人民对先贤的尊敬、赞誉和崇拜。历史剧以老生和花脸为主要脚色,根据观众的价值判断去创作剧情和塑造人物形象,剧情和人物往往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传统文化场域下抗战历史剧的女英雄叙事

抗战时期女英雄题材历史剧一度繁荣,“女英雄”崇拜情结和女性主题是剧作两大特点。剧作家对女性主人公人物的塑造强调“雄化”、阳刚、女强男弱。从社会效应层面上看,可以借此表达抗日爱国情绪,符合战时观赏心理,提供精神支撑和情感慰藉。从文化思想上看,表象是受现代启蒙思潮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男权的反叛,但因其重点强化女英雄与外族侵略的冲突、弱化女英雄与传统封建思想的冲突,戏剧张力不足;同时,衡量评判女英雄的标准不乏中国传统男权思想,在抗战救亡功利目的驱使下,“女英雄”形象的性别属性失衡、“神化”与“被污名化”同步,女性仍是主动迎合战争形势需求、被观赏的地位,而女性特有的母性、生命意识、性别意识被强烈压制和异化,于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而言,是历史原因导致的阻碍和停滞,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